“每天早上5点20分，我从家里准时出发到东三环附近领导的住处，先把领导的千金送到位于西城的学校，然后赶回去接领导到东城区上班。”

　　“下午我得卡好时间，把领导的千金先接送回家，稍晚点去接领导下班。”家住北京宣武区牛街的老张，是中央某机关领导的一名司机，他向记者抱怨道，“这是我每天的常规工作，往往到家已经晚上八九点钟了。只有周末领导把车开回去自己用，我才落个轻松。”

　　在我国不少地方，像这样公车私用的现象不在少数，加上车辆超编、超标、维护费用昂贵等，使公车成为我国最大的公务消费开支之一。

　　据了解，这种腐败早已引起公众不满，各地公车改革方案也层出不穷，但种种试点之后，并未完全获得公众的认可，最终归于沉寂。

　　有关专家建议，公车改革是公共财政的使用问题，应该广泛听取民意。有关部门应尽快确定全国公车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原则，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用刚性制度推动公车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公车泛滥无序的状态。

　　公车采购仍在递增

　　虽离学校不过500米，但家住北京东城区灯市口的李大爷，每天早晚都坚持接送小孙女到附近一所市重点中学上学、放学。“校门口接送学生的车多，不安全。”李大爷说，这些车有不少都印有特殊机构标志或单位名称。

　　除了学校，旅游景点、各大饭店门口也是私用公车的聚集地。小周是北京某大饭店的服务生，主要负责客人车位引导。他告诉记者：“这里经常有人开公车来消费。好几次我就发现，有人将车一停稳，就悄悄换上另外一副车牌，走的时候又换回去。”

　　有专家初步估算，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再加上车辆的价钱，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令人咋舌。

　　据了解，我国党政机关的汽车配备一直有明确规定。但是，“尽管近年对超标购车追查很严，但一些弄虚作假、超标购车，利用权力超编用车的现象很普遍，而且越往基层越突出。”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说。

　　据统计，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2004年，中国政府采购规模达22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额就高达500亿元。尽管如此，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

　　各地车改后劲不足

　　“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4.6倍。”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用数据表明了快速增长的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确实令人担忧，“其中公务用车浪费最严重。我国目前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仅约占1/3。”

　　近年来“车轮腐败”越演越烈，引起公众强烈的不满。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各地开始了艰难蹒跚的车改进程――1997年，广东省首开我国公车改革试点。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启动部分中央机关进行车改试点，同时，浙江、江苏、北京、湖南、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也启动车改试点。

　　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公车改革模式基本就是三种：一是加强管理模式，各单位继续保留公车，取消“领导专车”，健全并严格执行各种使用、管理公车的规章制度。二是货币化模式，改公务派车为交通补贴。三是半货币化模式，保留公车，由政府行政后勤部门统一管理，向各级工作人员发乘车卡，实行公车有偿使用，以年度进行结算，超支自负。

　　据了解，大多数地方选择了一步到位的“货币化”模式。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均不相同，补贴标准也从300元到2000元不等。据报道，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公务车改革分6个档次对干部发放车补，包括实职副处级干部每人每月1800元，非实职处级干部每人每月1300元，科长每人每月500元，科员、办事员每人每月200元等。2005年5月份，昆明的车改方案内容是：取消公车，按行政级别发放车改补贴，补贴标准为：副厅月补助1800元，正处1500元，副处1300元，正科1000元，副科800元，科员500元……

　　货币化改革产生新腐败

　　据记者调查，全国各地进行的公车改革，不但没使公众的意见减少，反而更加强烈。

　　“主要是各地的公车多数采用‘卖公车、发补贴’的改革方式，即所谓‘货币化改革’的形式。”杨钟红副教授认为，“尽管这种模式符合货币化、社会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照顾了不同级别官员的切身利益，但却带来很多新的问题，甚至产生新的腐败。”

　　“货币化的好处是把公车的费用转变为个人收入，激发个体的节约机制，从而在整体上控制公车费用的增长。”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毛寿龙教授这样分析，“但由于公车消费数额巨大，根据这一数额公车消费转变为个人补贴，相当于相关人员每个月增加了数百元乃至数千元的收入。这如果没有与公务员薪金制度改革相配套，很容易引起进一步的不满，因而很难持久。”

　　在采访中，多数受访者认为公车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是因为这类“方案”的制订和实施都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其目的以确保公务员阶层既得利益为出发点，把公众排除在决策之外，最终难获民意支持。

　　公众限制公权是出路

　　有关专家认为，破解公车改革难题，就是要充分运用公开听证的办法，请出利益相关人和公众一起讨论确定改革方案，给所有相关群体，特别是公众充分发言的机会。

　　在采访中，多数受访专家认为，公车改革的实质，是剥离公车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除公众的参与外，离不开刚性制度的推动。由此，走法制化之路，让权力制约贯穿改革始终，必然是公车改革的治本之策。 (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