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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惊现"官员炒房"群体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7年10月30日 14:52

    核心提示

    在一些上海市民的印象里，康慧军被免职的消息来得有些突然。9月30日，他还曾前往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出席并宣布“外高桥海港文化节”开幕，当晚还担任浦东中央公园国庆焰火晚会的主持人。这是康慧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七天的国庆黄金周过后，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便在官方网站发布了消息，称10月8日已免去其浦东新区副区长的职务。

    “康是数百个被‘边控’的干部之一。有关部门本来准备在十一月份采取行动。没想到10月2日，他老婆已经准备出国，名义是去看在英国的儿子；扣押之后，10月4日就把康‘双规’了，事情由此公开。”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据透露，康慧军被“双规”，与其利用职权低价买房、抛售挣取差价有关，涉及的房产共24套，其中16套在其妻王某名下，8套在康慧军名下。至其被“双规”前，康氏夫妇已售出8套房产，获利1600余万元。“炒房区长”因此得名。

    对这传奇般的24套房产，公众深感好奇。据了解，康慧军名下的物业散布于浦东陆家嘴的盛大金磐、世茂滨江花园、仁恒滨江花园、陆家嘴中央公寓等七八个楼盘。保守估算康慧军的物业总值约在亿元人民币左右。

    “浦东地主”

    出生于1957年的康慧军，1975年11月高中毕业后下乡，在江西万年县大源公社红来村插队，其间成为江西省劳动模范、团县委常委；1979年回上海。

    从他取得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专业大专学历的1984年起，康慧军一路青云直上。1993年是他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时任黄浦区对外经贸办公室主任的康慧军，调任浦东新区经济贸易局党组书记、局长，1992年浦东开发带给了康慧军更多的上升空间。

    5年后，陆家嘴一带已经是高楼林立，金融中心框架初成，康慧军又适时“奉调”，出任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上海陆家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有“浦东地主”之称，主要负责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土地开发、综合经营和协调管理工作。

    这一身份，使康慧军成为上海滩以及中国经济界的一个知名人物。此后他就任浦东新区副区长，兼任投资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金桥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官至正厅级。作为浦东的“大地主”，康慧军在众多开发商中拥有影响力。

    低调的“官员炒房”群体

    年富力强的康慧军因炒房而事败。但是，上海的“炒房官员”绝非康慧军一人。干部持有物业一般都很低调。“陆家嘴中央公寓”半年前曾轰动一时，陆家嘴联合房地产公司监事吴均军被发现在2004年11月17日一天签约购买了15套房子。而康慧军也在其中拥有物业。

    相比少数人的“秘密行动”，带有福利色彩的群体性优惠购房显得理直气壮。

    人民广场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中心点。紧邻人民广场的中福城可谓上海的“城市之心”，交通、地段条件如同北京国贸、广州环市东。有传言称，这个楼盘里有数十位身份特殊的购房者，单价4万元的房子2.5万元便能拿下。

    普通业主们要感受到小区中的“官员持股”，往往需要特殊事件的帮助。比如说，集团诉讼中的怪异表现。

    浦东有个楼盘叫“张江壹间房”，产权起纠纷后，业主代表发现，有一批业主宁可权益受损也不愿出面维权；松江区绿洲比华利别墅的“拆除违法建筑”三年前轰动一时，被拆违业主纷纷找媒体诉苦，违建面积最大、损失最大的业主却不吭气，据称此人是合肥某局长，在该小区拥有三套以上物业。

    敲山震虎？

    在一些人看来，公务员投资房产、炒房获利无可厚非。问题是：购置物业的资金来源？购房过程有无权钱交易？如果这两点不违规的话，那么“官员炒房”本身并不是罪过。

    在这方面，2007年7月“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被视为尺度收紧的一个信号。司法解释中对“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作了如下界定：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或者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性质上属于权钱交易，可以认定为受贿。由于司法解释可以溯及以往，可以说，一张对各地贪官污吏的大网已经张开。

    目前，康慧军案的细节仍未公布，有关方面也未就此案处理表态，但业内人士推测，在“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落马的康慧军，将成为适用新法规的一个样本。继康慧军案后，上海房地系统的反腐仍在继续。10月11日，上海市徐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勘测所副所长谈小南又因受贿罪被判刑。

    一些违纪干部也仍然抱有法不责众、蒙混过关的侥幸心态。据了解，当《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下达后，在5月29日至6月29日坦白从宽的“三十日大限”里，全上海仅有14名官员主动交代问题。司法界人士称，“康慧军被‘双规’无疑给他们一个迟来的，也是非常严重的警告。”

    溯源“官民差异”

    因为24套高档房产，康慧军名扬天下。这个极端的案例自不能代表上海公务员拥有住房的平均水平，但从整体上看，公务员住房条件的改善明显超过了平均水平。

    追根溯源，有研究者认为，1995年颁布的《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建筑面积控制标准》是造成上海居民房产资源差别的源头。该行政文件以级别定面积上限，奠定了上海市民拥有房产资源的差异化基调。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上海市区12.5%的人拥有的住房总面积与另外56.4%的人拥有的总面积相等。”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特约研究员王炼利对记者表示。

    十余年来，随着房改、二三级市场联动，上海市民的居住面积有了改善，可“品质”又成为“官民差异”的关键。“这几年官员的房产价值不仅体现在住房面积上，更体现在地段上。”王炼利说。

    王的判断在康慧军案例中部分得到佐证：24套房产不但都是大屋，更是均价3万元以上的豪宅。地段收益使其房产价值在面积基础上翻了不止一番。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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