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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对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若干思考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7年10月10日 09:56

吴晓求

    [摘要]中国资本市场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人民币升值趋势、流动性过剩和国民经济的持续成长使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资本市场发展将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要想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可缺少。

    (中经评论·北京)中国资本市场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如何认识当前的资本市场，如何保持资本市场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何在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等金融环境下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如何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推进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和市场化改革，这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如何认识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

    如何认识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理论界存在着争论和分歧。这种争论和分歧集中体现在对市场的判断以及对政策的评价等方面。笔者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恢复理性预期，结构性泡沫正在逐渐退去。在2007年5月份之前，中国资本市场由于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等因素，形成了一轮前所未有的持续性上涨。这种大幅度、持续性上涨势头使很多人难以理解，甚至感到惶恐。人们的不理解和惶恐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资本市场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实际上仍处在探索和实验阶段，直到2005年5月开始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的资本市场才开始走向规范，所以人们对市场持续性大幅度上涨缺乏心理准备。实际上，就2007年5月之前的市场态势而言，中国股市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运行，虽然结构性泡沫已经出现。面对这种市场状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严查商业银行违规资金入市以及发行1.5万亿的特别国债和全面推出QDII等等，推出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给市场降温。随着这些降温政策的出台，市场上还盛传着政府有很多后续的组合拳，包括必要时开征资本利得税等。实际上5月份以后政府陆续出台的调控政策已经对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还要开征资本利得税，那一定会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2007年4月下旬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笔者曾坚决地反对对资本市场投资所得开征资本利得税。笔者始终认为，开征资本利得税会使一个有前途、有希望、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资本市场面临灭顶之灾。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为什么可以对居民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而不能对资本市场投资所得开征利得税?实际上利息税是可以取消的，否则对储蓄存款者来说确有不公之嫌。长期以来，笔者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极其重要，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是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笔者在四、五年前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为什么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不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不是汇率制度的改革?不是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即中国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目标一定是建立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平台)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就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这就意味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资本市场。中国金融改革实际上存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要大力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发达的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最基础、最重要的市场化平台，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现实起点。两个基本点是：以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为切入点的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以最终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今天我们愈来愈认识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对中国金融改革所具有的重要性。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在经历着大幅度的波动，2007年5月份以来，波动的幅度更加显著。资本市场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其背后的真实原因是投资者对宏观政策的担忧。我们的投资者，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一般的中小投资者，都对政策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强烈的担忧。例如2007年5月30日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政策出台后，市场就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幅度地连续性地下跌，有些上市公司的股价甚至连续6个跌停板。笔者认为，在资本市场的成长过程中，由于我们缺乏对市场的正确理解，政策的不稳定性有时可能是市场发展中最大的风险来源。我们以前只把中国资本市场风险来源归结为虚假信息披露。但就市场的整体来说，政策缺乏连续性，也可能是市场风险的重要来源。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投资者的预期，市场预期一旦被破坏其后果必然是市场的剧烈震动，必然是投机盛行。所以现在市场上会经常出现“黑色星期五”和“红色星期一”的周期现象。这一周期现象的背后就是投资者对政策的一种担忧。投资者担心周末会出台新的干预政策，从而以自我下跌的方式来替代政策干预。担忧政策干预而出现的“黑五红一”现象，正是投资者在一个不太稳定的政策环境中所能采取的最优投资策略。我们可能对管理产业很有经验，但是对如何发展金融市场，如何正确理解金融市场，如何有效地管理金融市场，还是缺乏经验的。

    在现代金融体系架构下，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有时是很难明确划清界限的，甚至难以判断进入市场的资金是企业自有资金还是银行贷款。笔者坚持认为，对商业银行而言，建立贷款的风险过滤机制以确保信贷资产的安全性，是商业银行基本职责。而企业对某笔贷款的使用则似乎应更具弹性。企业对资金的运用应是企业自身的权利。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笔钱存在银行而不能进行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资产组合呢?我们知道，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没有商业银行体系的支持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这种支持，当然包括资金层面的支持。2007年6月央行的有关分析报告表明，我国商业银行2007年4月和5月的居民存款储蓄余额出现了绝对额下降，两个月分别减少了1674亿元和2784亿元人民币。事实上，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居民储蓄和金融资产结构开始进入一个大调整时代，这对中国过于古老的金融结构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我们仍然寄希望于老百姓把钱全部存入银行，金融资产主要以居民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那显然是一个相当落后的观念。储蓄存款这种单一金融资产的时代正在结束。然而我们的政策似乎还在希望维持这种格局，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就是要顺势推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配置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由原来几乎单一的储蓄存款，逐步调整为储蓄存款与证券化金融资产--国债、公司债、基金、股票等并存的多元化的格局。这种居民金融资产的结构性调整符合金融发展的规律，也顺应投资者的需求。如果今天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大幅度增加，通常说来肯定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现象不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所以，政策的引导方向不是让进入资本市场的资金回流到银行体系，不是要大幅度增加居民储蓄存款，而是要合理地引导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在引导社会资金包括居民储蓄存款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改善中国资本市场的供给结构，扩大资本市场上可流通的资产规模。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重点不在抑制需求而在扩大和改善供给。有效的供给政策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改善市场供给结构、扩大市场资产规模有效的现实途径就是加快海外上市蓝筹股的回归。从战略上看，我们要十分珍惜优质上市资源。优质上市资源是最重要的金融资源。我们不能把如此多的优质企业送到海外上市，然后通过QDII这个管道把资金送到海外投资于这些企业。如果优质的上市资源都流到海外，资金也流向海外，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国(大陆)资本市场的边缘化和空心化，势必延缓我们实现建立发达资本市场的战略目标。没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中国想要成为经济强国是很困难的。科学技术的发达与否以及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效率的高低是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重要条件，但是，仅此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能优化资源配置的现代金融体系，.唯有科学技术和现代金融的结合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发达强盛的国家，由现在的经济大国发展成经济强国。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讲，我们要像发展科学技术一样，重视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所以，只有让那些海外上市的蓝筹股回归A股，同时大力吸引海外资金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才会逐步发展起来。

    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目标是要构建一个既能优化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分散风险、贮藏财富并使财富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现代金融体系。如果经济高速增长只能带来国家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而没有带来(以居民金融资产为代表)社会财富的相应增长，那么，这种金融体系一定存在结构性缺陷。这种结构性缺陷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不发达。中国金融体系就存在这种结构性缺陷。

    20世纪美国的强国之路和强国经验值得我们总结。美国之所以在20世纪能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制定并有效实施了强国的金融发展战略。总结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出现重大差异时，可以发现，两国的金融战略是其中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竞争力已经接近美国，产业的技术竞争力与美国几乎已经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出现了重大的分化。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金融战略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以至于造成了今天这种结果。当然日本的经济有可能第二次崛起，但是第二次崛起一定是金融的崛起。可以这样认为，美国的强大与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有着内在关系。强大的资本市场，使美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中国在21世纪应该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庞大的制造业可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可以解决中国的就业和实现小康目标，但是难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我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战略研究，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至今都没有一个强国之路的金融发展战略。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流动性过剩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现象。如何理解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在流动性过剩的条件下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大课题。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既有制度性背景，又有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的因素，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可能是一个基本现象。换句话说，如果对我国流动性过剩缺乏准确的理解，那就很难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仅靠技术性对冲是难以达到效果的。2007年前6个月，我们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2663亿美元，这意味着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超过了2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货币乘数效应，所产生的流动性则是巨大的。笔者不主张我国汇率机制改革一步到位，“慢走升值”是正确的汇率改革路径。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培育需要这种政策和环境，同时中国产业的成长需要来自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所以人民币的缓慢升值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也就是说，流动性过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是必然的。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流动性过剩也一样。有利和不利都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处理不当，不利的一面就会爆发，就有可能引发物价的全面上涨，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笔者认为，我国对流动性过剩的政策重点应放在结构性疏导上，而不是全面控制上。流动性过剩最终都要形成强大的现实购买力，从而引起物价或资产价格的上涨。这里所说的流动性过剩的结构性疏导政策，是指通过政策的引导让较多的过剩流动性进入到对经济生活不会带来重大影响的领域，同时又有利于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我们完全可以因势利导，利用流动性过剩来推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和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没有流动性过剩，中国资本市场怎么发展?谁去购买这些资产?所以调节流动性过剩的政策重心在于结构性疏导，把过多的流动性疏导到资本市场上来，以此来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中国已经迎来了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最好时机，过去我们需要用10年做成的事情，实际上今天我们由于存在流动性过剩而可能只需要2年就能做成。成功永远属于那些能识别机会又善于把握机会的人。

    二、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1990年到2005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探索期。2005年5月以后，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判断的依据主要有：

    第一，股权分置的制度平台从总体上看已经不复存在。全流通的市场结构彻底解决了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问题，形成了股东之问共同的利益趋向。股东之间共同的利益趋向是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第二，与全流通的市场结构相适应，中国资本市场规则正在进行重大调整。从发行、上市、交易到购并、信息披露、退市等诸方面，制度和规则越来越国际化、市场化。这一点在公司购并的规则中得到了突出体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同上市公司中很多是当年通过资产剥离将大企业的一个生产环节的资产上市的。这样的上市公司缺乏经营的独立性。为此，必须修改相应的规则，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资产注入等形式实现母公司优质资产的整体上市。我个人认为，以上市公司为基本平台，实现母公司(控股股东)优质资产的整体上市，是实现中国资本市场持续成长的重要途径。

    第三，资本市场的资金管理制度和资金运行体系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证券公司的市场风险放大性功能正在衰减。2005年之前中国资本市场风险之所以很大、投机气氛之所以很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证券公司对市场风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肆无忌惮地挪用客户保证金，把风险转嫁到客户身上。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之所以成为一个群体性现象，原因在于制度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在资金管理制度上，我们实际上是把证券公司设计成类银行，从而使它们可以自由地动用客户的保证金余额。这样的制度设计会使好人变坏人，坏人变恶人。目前正在推行的独立第三方存管的资金管理体制是资本市场制度的重大改革，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第四，市场的核心功能--定价功能和对存量资源的再配置功能正在恢复。资本市场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一是资产定价。过去我们是通过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来判断企业的价值，净资产成为企业定价的一个基准。资本市场发展以后，净资产的定价意义不复存在，仅仅具有财务核算的意义，对于并购等投资活动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二是存量资源的再配置。对存量资源重新配置是资本市场所特有的，也是资本市场不断成长的动力。以购并为标志的存量资源的再配置，将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五，全流通的市场结构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具备了建立有利于上市公司长期发展的激励机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稀缺的人力资本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在一些企业，例如，高科技企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相对而言，货币资本在这些企业的作用在下降。所以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管理层长期激励机制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措施。

    第六，资本市场资产价格体系结构性调整的时代已经来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将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股权分置时代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体系实质上是无差异的。一个优质的企业和一个劣质的企业并没有在资产价格上得到充分反映，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机制没有形成。全流通时代的资本市场势必会对这种无差异的资产价格进行根本性调整，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机制正在形成。

    第七，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际化趋势使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更优的金融环境。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是一个基本趋势，短期内不会有趋势性改变。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没有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没有人民币国际化趋势，要想把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变成全球投资者都愿购买的资产是不现实的。只有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或缓慢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才会吸引全球的投资者。如果人民币币值波动很大，甚至还面临着贬值风险，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是难以发展起来的，因为它缺少一个最基本的外部金融环境。笔者深信不疑，到2020年人民币一定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性货币之一。①只有人民币成为国际重要的储备性货币，中国的金融体系才会真正强大起来，中国资本市场才可能成为全球重要的资产交易中心，中国的强国之梦才会实现。

    笔者曾研究了世界金融中心漂移史。②从13世纪到20世纪末的7个世纪中，全球金融中心在兴衰更替的历史进程中缓慢地漂移着。一部金融中心的漂移史，也是金融的发展史。13世纪，世界的金融中心在哪里?在威尼斯。那个时候的金融中心实际上就是汇兑中心和结算中心，而不像今天的金融中心更多地表现为资产交易中心。17世纪金融中心慢慢漂移到北欧的一个具有海洋文化的城市阿姆斯特丹。18到19世纪英国开始发展起来了，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伦敦开始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18世纪中叶爆发了著名的英法战争，结果英国打败了法国。当时法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三倍，但是为什么英国能战胜法国呢?史学家在总结经验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的金融革命极大地提升了英国的金融能力，从而可以有效地为战争筹集经费。③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洲大陆开始兴盛，美国开始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翻开100年前欧洲的报纸，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诸如“美国威胁论”的观点，保守的欧洲试图采取多种措施来阻止美国的发展，但没有成功。100年后，这种论调又开始出现并甚嚣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并试图采取各种措施阻止中国的发展，历史似乎在重演。100年前欧洲人发出的“美国威胁论”没能阻止美国强盛的脚步，100年后的今天，谁也阻挡不了中国发展的步伐。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日本逐步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全球金融中心开始出现了漂移的迹象，并有可能在东京着陆。当时的东京已经具备了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包括经济实力、贸易规模、法制环境等。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曾一度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东京作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动摇，全球新的金融中心正在缓慢地离日本而去。“梦断东京”似乎已经成为现实。

    进入21世纪后，全球新的金融中心在亚洲的上空飘忽不定。然而，种种预兆表明，21世纪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正向中国(大陆)方向漂动。中国(上海)作为21世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些重要基础条件正在形成，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规模和人民币良好的信誉。历史给了我们机遇，我们应当顺势而为。只要我们不断提高民主和法制的水平，进一步完善信用制度，制定并实施促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金融战略，机遇就一定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第八，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正在调整。当我们站在开放的角度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战略地位应该是：以沪港深为主体的中国资本市场是全球最重要的、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资产交易市场之一，其仅就沪深市场的市值而言，届时将完全可以达到60万亿元到80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人民币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储备货币之一。一个以发达资本市场为核心的中国金融体系将成为全球多极金融中心之一极。

    在这里，笔者不能不谈到香港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和战略定位。维持香港的繁荣和发展是我们的责任。笔者认为，香港市场和大陆市场不要完全同构，要根据各自的优势，相互之间要有战略分工。能否作这样的战略分工：上海市场的战略目标是人民币的定价中心和蓝筹股为主体的资本市场；深圳市场是主要以中小上市公司为主体的资本市场；香港市场主要是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一个更加国际性的市场。有了战略分工，才会合理地配置战略资源，才能在全球金融体系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三、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的深刻影响

    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在战略层面对中国商业银行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影响，包括公司治理结构、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结构、激励与评价制度、透明度、风险的形成和处置机制等。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终结了政府的风险买单机制，建立了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因而对改善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结构具有根本性作用。

    二是对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结构性调整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客户对金融的需求在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受制度和规则的约束，我国商业银行给客户提供的产品供给没有相应的升级。金融产品与金融需求在结构上的严重不匹配，损害了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大大降低了金融的效率。金融业本质上就是服务业，是供给的提供者。客户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服务理应作相应调整。然而，在中国，基于市场和客户需求的金融创新受到了相对落后的金融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约束。我们有些制度、规则和法律条文是五年前甚至是十年前制定的，那时候我们还看不到今天的发展，但是在实践中仍然是以这种标准来监管商业银行，这在客观上阻碍了商业银行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不足、产品结构调整缓慢，与其说是商业银行自身的问题，不如说与我们相对落后的金融制度有关更恰当、更符合事实。

    中国迫切需要商业银行的自主创新，需要透过传统的法律和制度去创造新的金融产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在现实中，我们的金融创新实际上是金融监管部门在创新，商业银行在执行，这违背了金融创新的逻辑过程。金融创新应当是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最了解市场的变化、客户的需求。它们在面对各种市场变化和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时，在控制自身风险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产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通过这种满足需求的服务，商业银行获得相应的收入，进而改变利润结构，提高竞争力，这才是正确的方向。商业银行亦即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有一个基本的底线，那就是任何创新活动都不应为自身带来超过收益的风险。笔者认为，中国的金融法规和制度需要作重大的调整。

    对传统商业银行盈利模式提出挑战的主要不是股票市场，而是公司债市场。股票市场通过提供增量资本来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而为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提供安全性保证。而真正对传统商业银行盈利模式提出挑战的实际上是公司债市场。只有公司债市场的全面发展，才会从根本上推动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和对传统盈利模式的转换。由于目前公司债市场不发达，资本市场对商业银行的全面挑战的时代实际上还没有到来，目前只是有了一点点硝烟的味道。而这种硝烟的味道来自于短融债市场对短期流动性贷款所带来的压力和竞争。短融债市场的发展对我国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僵化的债券发行和管理体制中打开了一个市场化的缺口。

    金融活动的“脱媒”现象在中国已经出现，并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脱媒”现象既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推动力，又是传统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颠覆者。商业银行面对“脱媒”这一基本趋势，必须进行两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不断创新基于市场的金融产品，提供与客户需求相匹配的产品供给。结构性金融产品，基于市场的收益与风险在较高层次上匹配的且具有财富管理功能的金融产品是中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的重点。提供私人银行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包括投资服务、房地产交易、信托服务、融资及现金管理、保险、避税、财富跨代转移、金融咨询等，是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必须关注的重点。二是传统业务(贷款)客户群要不断下移，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将是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主要对象，贷款的客户结构亦将发生较大变化。

    资本市场发展会带来商业银行特别是上市银行资产负债从形式到结构的重大变化。随着资产和负债证券化时代的到来，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商业银行正在进入市场化风险管理的时代。这种变化实际上意味着从传统商业银行到现代商业银行的悄然过渡。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商业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虽知环境变化但却拒绝变革。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一种生命体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就像恐龙和其生存环境的关系一样。恐龙虽强大，但是如果它不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环境，最终也难逃灭绝的厄运。所以，商业银行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生存并不断发展，就必须深刻了解未来生存的环境将会发生何种变化，以及如何调整自身去适应这种变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来源：中国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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