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有关方面正试图采用紧缩性政策措施，治理泛滥的流动性问题。然而，紧缩性政策能治得了中国目前的流动性问题吗？流动性问题的症结何在？如果我们不弄清问题的根源，要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个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是有难度的。

    从根源上讲，中国的流动性泛滥实际上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受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害。美国可以滥发美元，由于拥有货币权，所以美国可以向全世界转移其经济调整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世界上也要有相应的经济体能吸收美元贬值的冲击，否则这个游戏就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嘎然而止。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无疑充当了这一角色。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在转轨时代，由于我们的政府部门对要素配置与定价实行管制，导致要素市场高度扭曲，模糊了整个经济的实际生产成本，造成了超出预期的高额回报，而高额的投资超预期回报，吸引着全球资本向中国涌入。在这样一种奇特的环境条件下，我们的产业利润被明显提高，企业投资、生产的激励被明显增加，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呈现出暂时的增强。

    而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投资消费失衡越来越严重，因为政府主导下的投资驱动模式，其要素分配必然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这就使我们现在的企业有很多钱（特别是垄断部门组织），政府有很多钱（特别是地方政府是多数要素资源的最终控制者），但老百姓没钱，从而造成经济当中的投资过度（特别是政府直接和间接主导的投资）、出口过度、贸易顺差太高和消费不足、本币升值压力、流动性泛滥等等。这一系列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风险。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困局，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综合体现。当前的物价上涨、信贷投资扩张、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乃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因此，制定政策时不能割裂或单独地列出其中的某个局部，必须动态地把握内外失衡的诸因素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关系，才能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显然，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问题，根本不是货币政策所能解决得了的。就流动性来说，你收多少，它就能制造多少，因为阀门的另一头控制方不在中国（事实上中国央行已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央行了。今年前8个月，7调准备金率、5次加息，还有数千亿的定向票据等等），即便央行做到了全部对冲，用不了多久，流动性又会像潮水一般地涌来。你拿它怎么办？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谁越主动，就意味着谁承担的调整成本越多，这事实上成了一种国家利益的博弈。

    美国在发生次贷危机后，尽可能地把经济调整的成本往外转嫁。降息、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让美元加速贬值，措施让全世界惊讶。而面对全球市场复杂的走向，很长时间内，日本通过低利率的套息交易将流动性拒之于国门之外，以避免国内资产泡沫重新膨胀。而中国又怎么做呢？中国要从流动性过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核心在于必须改变在中国的投资能够得到超预期回报的现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际资本的流向，改善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因此，当前对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已成为中国改善经济结构失衡的重中之重，只有当要素市场价格上涨成为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速的“自动减速器”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同时中国所进行的结构性变革，如资源要素价格、收入分配体系的重构也将影响世界经济格局，使之向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从全球经济角度看，如果中国要素资源以及制成品价格上涨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恶化，必然倒逼美联储做出利率调整，这样全球的需求以及中国外部的流动性就会自然减少，中国出口的需求也将减弱，国际收支失衡得以改善，本币升值压力也会减少，这将有利于改变中国流动性泛滥的局面，资产泡沫也可能控制在适度范围。

    从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我以为化解中国的流动性矛盾，以下五条很关键。

    一是国家资源收益必须公有化。现在这些资源名义上是国有，而实际上收益大多掌控在垄断部门的手中。垄断部门的高额利润主要来自于近乎免费地使用自然资源（如中国的三大电信公司和三大石化公司，几乎都在免费使用国家的自然资源）。

    为此，资源税（包括特许经营的牌照价值）和环境税必须大幅上调；发挥税收的调节机制作用，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交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这类企业在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以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维护与福利欠缺的耗费。这些配套监管措施是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的基础。

    二是放开私人资本进入垄断产业的限制，形成竞争机制。垄断不打破，国有企业上缴红利便变得毫无实质意义，因为垄断部门完全可以向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转嫁成本（包括资源税和环境税）。也许，这样做，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很可能遭遇到利益集团以全面物价上涨为借口而进行的阻挠。

    三是要将过高的政府储蓄率降下来，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当然，这样做，自然要涉及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等体制改革问题。

    四是要大幅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刺激消费，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

    五是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扭转房价暴涨带来的通胀预期。房价暴涨必将产生强烈的货币贬值信号，会扰乱经济运行秩序。要使消费者对通货膨胀有所准备。如果通胀预期失控，硬着陆或许就不可避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