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兴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看，金融开放存在相互关联的理论模式。它包括GDP增长、国内信贷投放、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市场开放四个方面的开放关系。金融开放还可细分为银行业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保险业的开放。在这一模式中经济增长是根本的，任何一个新兴经济增长经济体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本币价格相对偏低，以出口贸易为导向型的经济都会出现一个经济快速增长期。随着经济增长加快，贸易程度的提高，金融国际化的需求自然产生，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开放本国银行和资本市场，改革汇率制度和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金融开放进程加快。金融开放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实施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当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时，就会发生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金融领域的开放会出现失衡现象，光有金融开放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防范金融开放的风险，但防范金融风险不是不开放，关键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如何搞好金融调整。

印尼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迅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7.7%。80年代开始金融和银行改革，金融领域快速扩张，允许成立私人银行与国家银行竞争；给予银行贷款决策自主权；发展股票市场。金融开放的好处是减少了融资的中间成本，提供了多样化的储蓄产品，降低了国家在信贷直接分配当中的作用。但印尼政府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没有提高金融监管与监测能力；没有实施审慎的银行标准；金融违法违规得不到处罚；很快一些大财团发展起来开始控制银行，给关联公司提供贷款。所以，到90年代不良贷款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印尼公司严重地借用短期外债，从1994年的119亿美元扩大到1997年6月的350亿美元，远远超过印尼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1997年6月印尼590亿美元中短期外债中，400亿美元为印尼公司借款，120亿美元为银行借款，70亿美元为政府借款。金融危机发生时，印尼政府关闭了16家银行，不得不放开汇率，经济出现大衰退，其中，建筑业下降40%，金融和商业服务业下降26%，贸易、酒店和餐饮业下降18%，运输和通讯业下降15%。

日本经济在经历了高速成长之后，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泡沫经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和大多数欧洲货币升值，日本担心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助推器的出口受到影响，感到需要替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扩大政府开支，把货币政策作为经济政策调整的主要手段。从1987年到1990年，日本的货币供应量（M2＋CDs）每年呈双位数增长，持续了将近10年的信贷倍增计划，大量的货币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形成资产价格型的通货膨胀。从1955年到1990年，日本房地产价值增长了75倍。东京土地价格在1955年至1987年保持了年均增长16%的速度，如皇居的土地价格相当于美国整个加州的土地价格；日本股市也扶摇直上，从1955年到1990年，股市水平涨了100倍，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的股票市值相当于德国整个股票市场的市值。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经指数从38916点下跌到1998年10月的12880点，房地产价格目前只相当于高峰时的25%。

韩国经济在上世纪也经历了高速增长，1990-1994年GDP平均增长率7.6%，1995年为8.9%，1996年为6.8%，1997年为5%。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韩国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因为韩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存在典型的支付不平衡型的金融危机，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采取了比较保守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更低。在财政政策方面，自1954年一直保持预算平衡或略有盈余。因此，韩国的金融危机与上世纪8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完全不同，不存在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失误问题，即大额财政赤字和持续性的货币扩张。韩国的金融危机问题出在结构上。一是在金融领域，韩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政府干预、关联贷款和缺乏审慎监管。政府将金融机构作为其执行产业政策的工具，在1980年后期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后仍然由政府分配信贷。二是在公司领域，韩国存在过度投资和高杠杆比例问题，对企业、尤其是大财团，不做适当的风险评估就提供贷款。到1996年，韩国企业的债务股本比例平均为300%，30家大财团的比例超过500%，最大几家大财团甚至达到3000%。

从新兴市场金融开放的实践过程和亚洲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看，必须从经济崛起的高度把GDP增长、信贷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发生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作为整体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在这一理论模式中，汇率改革是起轴心作用的，如果实行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劳动密集廉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可能得到维持，但企业的竞争力和产能过剩问题可能会成为长期的经济隐患，当世界贸易需求变化时，宏观经济将面临需求不足引起经济衰退风险。如果实行自由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新兴市场一定会面临外资的大量流入，会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泡沫经济的形成，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放银行业、证券业后出现金融危机风险既是受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冲击所显露出来的风险，更应看到它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积累起来的经济风险在金融开放时的集中暴露，影响经济的崛起。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而言，如何选择好金融开放的宏观政策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金融开放的配合，最终会失去崛起的历史机遇。有学者研究表明，1450年晚明由于中国缺乏发达的货币信用制度配合，虽然一度成为世界贸易的主体，拥有世界白银储备的一半，但还是失去了作为世界强国崛起的机会；19世纪亚历山大皇帝畏惧改革开放的议论，放弃了俄国崛起的机会；近代中国“戊戌维新”的不彻底也使中国一下子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距离，使得邻近的日本在GDP总量上超过中国。

金融开放首先遇到的政策选择是用什么方式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日本“广场协议” 后用信贷倍增计划来应对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所带来的压力看来是错了。同样，韩国的投资膨胀带来的恶果也说明经济增长快不一定就能避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用高经济增长来对付金融国际化和国际资本流入，只会带来泡沫经济，导致金融危机。我国的经济增长有不同于日本和东亚国家的特征，带有计划经济增长的色彩，各地方政府以GDP增长指标推动经济发展已持续20多年的时间，经济发展中所带的泡沫成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宏观经济中出现的煤、电、油紧张，信贷增长过快，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都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长期发展下去，会带来经济危机的隐患。应对金融开放可能带来金融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调整经济增长的思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现在需要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改变投资驱动的GDP增长模式，提高资本收益率（Per Capital Income Gains）。有学者拿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进行了对比，从1980年以来，印度的资本收益率已经从1178美元提高到305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增长的40%来自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是靠增加资本和劳动力，说明经济增长更健康。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中央和地方围绕GDP指标分投资规模，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虚胖的经济增长隐患将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大风险。二是要逐步改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结构，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目前应进入转轨阶段，放弃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取消各种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的优惠政策，使中国经济真正按照内需的要求进行循环。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金融领域存在的“黑洞”是开放后银行证券出现危机的直接原因。因此，把金融调整作为银行业、证券业开放前的重要工作来做，是防范开放后发生金融危机的最好方法。我一直认为，对我国金融开放而言，金融调整的重要性比金融创新重要，要用宏观财政政策和制度创新解决金融体系的外部和内部问题。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这一失误就是没有很好地利用财政政策进行金融调整。一般说来，当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时，靠自身盈利是弥补不了的，需要从每年的GDP中拿出10%-15%用于解决坏账问题。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调整采用中央银行利用外汇资金注资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方式迈出了第一步，但作为上市银行能否真正实现机制转换则是关键的一步，消除“体制病”的拖累，可能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遇到的真正问题。证券业近两年实行综合治理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效，提前释放了积累多年的风险，下一步关键是要增强竞争力，适应资本市场国际化、市场化发展的需要。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新兴市场在金融开放前应尽可能早地采用金融国际标准，促进本国金融机构的健全。亚洲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针对金融风险形成原因都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围绕着金融监管进行，包括实行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要求，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提高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透明度，改进公司治理和开放资本市场。在思考金融开放的风险时，关注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固然重要，但不要忽视金融监管部门的风险监管能力和风险监管方式问题。我国金融监管主要是审批制，金融法律法规偏重于审批条件、审批程序和审批部门权限的规定，只“生”不“养”，“一刀切”和“切一刀”是这种行政管理弊端的形象描述，金融监管的落后，必然导致金融发展水平的落后。因此，当前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改革审批制，实行金融准入标准和风险监管，既是我国金融开放前的重要工作，也是金融转轨的客观要求。从金融审批制过渡到市场化的金融准入制监管，关键是要改变目前金融过度监管问题，以提高透明度来约束金融监管的随意性，制定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准入条件与准入标准、金融机构运行的风险监控指引与监管要求，形成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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