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普通的箱包，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是9美元，这只包以10美元的价格卖给香港商人，香港商人再转手以20美元的价格卖给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然后沃尔玛给箱包标价40美元，在美国市场上出售。“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由此走进美国的千家万户。在这个产业链条上，沃尔玛赚了20美元，香港商人赚了10美元，而广东赚取的只有1美元的加工费。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经过近30年发展之后，广东制造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开始尝试改变。转型当然是好的，但对不少企业来说，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是一件太遥远的事，他们中的更多，或者只能选择向劳力更便宜处迁移。无论是转型还是迁移，蜕变都是艰难的。在本次调查报道的结尾，我们选择了几个富有代表性的样本，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在消失，一些企业在艰难“变身”后会活得更好。向左还是向右，生存还是消亡？这个命题如今成了悬在广东制造业头上的天问。在成本优势不再的今天，广东制造要走向广东创造，仍有一段不轻松的路要走。　　　　

　　样本1　小厂子请了“设计师”

　　考察地点：番禺两家制鞋厂　　　　

　　最抢手的蓝领工人

　　同样是做一双鞋，打板师周明有时可以拿到几千块，而车面工陈梅却只能拿到几毛钱。

　　现时“周明们”开始成了最抢手的蓝领工人，虽然请一个打板师傅，相当于多请了好几个熟手车工，但鞋厂老板们都心甘情愿，因为怎么算，都划得来。

　　周明和陈梅，都是广州市番禺区一家制鞋厂的工人，但他们中一个是打板师，一个是车面工。

　　每天，陈梅在机器轰鸣的厂房里重复着同样的工作，鞋底车面，枯燥无味。周明却有一间专门的工作室，不大，却很安静。他可以叹着空调，画画图纸，再把图纸上的鞋子做出来，中午休息时还可以上网和朋友聊聊天。他的工作是设计和制作鞋样，也就是行内说的“打板师傅”。

　　同样是做一双鞋，像陈梅这样的计件工，做了一年左右就成了熟手，但每个月加起来不过一千多块，摊到一双鞋子，也就几毛钱。但周明做出的鞋子，如果被外商认可，并最后拿到订单，那工厂每做一双鞋他都可以提成几毛钱，一批下来一个鞋样就可以拿到好几千块。月入上万对周明来说并不困难。

　　像周明这样的打板师，以前只有大企业才有，如今，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制鞋厂，都在招聘打板师，还经常互相间挖角。周明就是被现在的老板赵先生费了不少心思从其他厂家挖过来的。赵先生把最安静的一间办公室腾了出来，还经常带着他到浙江、香港参加一些展会，了解最新的流行趋势。

　　其实在这样的小工厂，请一个打板师算是很奢侈了。赵老板算了这么一笔账：现在做一双鞋的加工费不过5块钱，除去工商税务、人工工资、水电租金，就只剩1块钱左右的利润。按现在的订单量来算，一个月能做4万双鞋，也就是只有4万块钱左右的利润，如果还要请一个打板师傅，不但要支付很高的工资，还有研发开支，又去掉近两万块钱。“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后一个月就赚个一两万块钱，说出去人家都不信。”赵老板讪讪地说。

　　但自从有了打板师，很多工厂也都尝到了甜头。赵老板一直都把周明称为“设计师”，他得意地说：“老外做生意很精的，以前他们从国外带来板样，接着去批发市场摸清材料价格，然后就给你算成本。比如一双普通的羊皮皮鞋，他就从羊皮到鞋底再到小配件，全都给你算出来，成本不超过90块钱，于是他就开价95，只给你5块钱加工费。可是现在我们设计师搞出来了很多鞋样，同样的成本，老外也愿意出100甚至105元来订货，为什么？因为他看中了我们设计的样式，如果他们在国外找人设计板样，成本大多了！”　　

　　“做品牌实在是太难了”

　　虽然打板师在一个制鞋厂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们也并非灵丹妙药。

　　二十多年前，世界产业的转型使台湾人把世界鞋业加工转移到珠三角，很快，那些从台湾鞋厂出来的内地人，开办了更多的鞋类加工厂，广东也由此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鞋业生产基地。

　　杜启舟以前就是给台湾老板打工的，从一个搬运工，做到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如今他在番禺也有了自己的鞋厂。“这一行越来越难做了！”杜启舟对记者说。

　　同一双鞋，如果标着“中国制造”，它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只有18美元，而如果它打上的是“意大利制造”，那么它可能值80美元。没有叫得出来的品牌，是中国制造商的切肤之痛。

　　虽然和很多鞋厂一样，杜启舟的瑞兴鞋厂也有了自己的品牌，并印在自己和所有业务员的名片上，但他认为要想通过做品牌来翻身，实在是太难了。“一个知名品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起来的，没有一定的财力也是很难的，所以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还是保持着传统的来料加工赚钱的观念，比较省事。”

　　按杜启舟的说法，现在他的制鞋厂仅仅是在维持生计，一年中五个月赚钱，七个月亏本。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他已经不敢再往制鞋厂投入太多资金了。再三考虑后，他去年在番禺投资开了一家湘菜馆和一家咖啡蛋糕店，至于鞋厂，“实在做不下去了，就关了算了”。　　　

　　样本2　把厂子开到越南、非洲去

　　考察地点：广州某工艺制品厂　　　　

　　外销转内销救了厂子的命

　　颜色各异的漂亮工艺品摆在流水线操作台上。质检部主管余燕游走于一二百名正在涂色的工人之中，“仔细点，千万不能出了差错！”文静的女质检主管近来变得严厉而“苛刻”。

　　8月26日的制品厂显得气氛紧张。“这两个月即使赔本，也不能出质量问题。”在佛山“利达”事件发生后，广州致新工艺制品厂总经理胡刚宝曾私下里对生产主管刘勋这么交待过。

　　“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刘勋这样描述企业的心态。在2002年之前，这家企业的产品还主要销往欧盟、日韩、美国等地，但由于这些国家要求的技术和安全“门槛”越来越高，最终他们放弃了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转向东南亚、非洲等地，并且做起了内销。

　　“我们工艺品厂主要原材料是树脂，以前销售都比较顺畅，但欧盟等国突然提出这些产品不能回收，无利于环保，我们被迫停止了出口。”刘勋介绍说。

　　近一两年来，让刘勋感觉到压力的不仅仅是各种突如其来的“壁垒”，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材料成本的上涨、员工工资成本的急剧增加等等，道道都像勒在脑门上的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