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无限的，无限的单一在无限的众多之中显示出来”(泰戈尔)。可是，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那些在西方经济世界行之有效的“定理”在中国常常水土不服，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悖论。本栏上回说到，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共识，中国提供了一个少有的“反例”。这次再说说奥肯定理(Okun’s Law)。

美国著名的凯恩斯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这条经验法则，被称为奥肯定理。但中国经济增长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却没能使现就业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甚至在较长时间序列上表现出了反常的正比关系。

对这个悖论的解释不外乎三种逻辑：第一种逻辑着眼于失业率的特殊性分析，强调了中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多种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与经济增长之间较低的关联性。第二种逻辑着眼于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分析，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就业的较弱支持性中寻求悖论的解释。第三种逻辑着眼于对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这两种经济变量都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着重点在政府行为在悖论形成中的作用。

先看第一种逻辑。说到中国的失业率，数字失真一直是个热点话题，理论界一般认为，中国实际失业率应该在10%以上。其实，就算真实失业率高于官方数字，那也只能增强对奥肯定理的偏离程度而已。因此，数字失真并不能给悖论提供解释，能够解释悖论的，是中国失业的构成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失业构成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大，每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就在千万以上，而城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更加重了就业负担，经济增长一方面对这部分失业构成的正面影响较小，另一方面也无法遏制源头的失业创造，因此，这部分失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极低的相关性。其二，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就业牺牲上，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减人增效”，在带来经济增长率提升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下岗人口，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的失业构成表现出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这是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三，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造就了高失业，无论是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吸收就业能力都显著不足，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却较强。上述三大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失业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而奥肯定理作为周期性失业的重要描述，在中国失去市场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第二种逻辑。中国经济对奥肯定理最直接的偏离就在于潜在GDP增长率水平上，原版奥肯定理将其定义为3%，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明显是太低了。对于中国来说，8%的潜在GDP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很直观的印象是，增长一旦低于这个数字，中国经济就有明显颓势；高于这个数字，才称得上经济繁荣。不过就算将奥肯定理中的潜在GDP增长率修正为8%，悖论还是存在的，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提供了两方面解释：先是投资推动而非消费推动型的增长模式一方面自身不太稳定，难以持久，造成了短期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普遍表现为对“高技术含量、高增长速度”的盲目追求，使得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滑向“虚增长，低就业”的尴尬境地。再是表现在经济增长的微观层次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强者的盛宴，中小企业难以从中获得生存的营养。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的数量一般占企业总数的95%以上，解决就业人数一般超过国内就业人数的50%，而中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获益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其解决就业的能力无从发挥。因此，中小企业的陪衬地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微观结构上缺乏大量吸收就业的主体，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奥肯定理在中国的失灵。

最后看第三种逻辑。众所周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增长和失业同时具有控制力。如果这只手调控得当，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实现“双赢”，对奥肯定理就是一个额外的支持；但如果这只手施力不匀，那么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就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而中国长期以来奉行“发展就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向和谐社会的转变尚处于激情启动阶段，GDP崇拜怪象使得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是“能上就上，不能上创造条件也要上”，恰恰这些项目很多是增长带动力强、就业推动力弱的“形象工程”，以至经济增长与失业下降之间传导锁链断裂。奥肯本人曾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写到：“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选择。”由于中国基本上没有农村失业保障制度，政府相对于西方各国财政负担较轻，这种较小的失业成本对政府偏向效率的宏观政策的制订、执行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而对效率选择的惯性偏爱使得中国在经济过热的同时就业过冷。

综上所述，奥肯定理在中国的失灵，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失业和经济增长的“中国特色”造成的，而宏观调控政策过往的重心偏离也是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经济学悖论才能还原到不至于妨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和谐发展的合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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