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时间转瞬而逝，当研讨会上的人越来越少，当与会者的表情由期许兴奋变为落寞无奈，“废旧电器回收处理产业化”在政策严重缺失的情况下举步为艰，究竟是什么令它深陷困局？还有什么可以令我们看到希望？

　　废旧家电产业：苦寻答案

　　关于废旧家电产业的记忆，始于2004年与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刘福中的一次采访，“为了整个社会，这个产业必须要做，而且刻不容缓！”刘福中的话言犹在耳。白驹过隙的三年时间里，上至政府多个部门官员下至私营回收企业的小老板，都在为了这个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环保大事业”而费力奔波，然而至今，相关各界人士为之弹冠而庆、拍手称快的结局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头绪乱如麻的难题看似还仍然无解……

　　007年4月25日下午两点，北京华星环保公司的高层准时赴会，这是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主要内容是探讨“今后北京市政府机关及各事业单位的废旧电子电器无偿提供给华星等定点回收处理企业”的可行性。

　　在有关政策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这个会议的召开得到了步履维艰的正规废旧电器回收处理企业的赞许。“至少，这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点希望。”华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建明感慨道。

　　坊间有人如此形容当前的废旧家电产业现状：这是一道涉及多方利益的头绪繁杂、环节众多的超级难题，距离“走上正轨”还非常遥远。《电器》记者所接触的每一位业内人士都对目前的废旧家电产业表现出极端的无奈，原因何在？

　　政策之殇

　　2003年，广东贵屿、浙江台州等地电子垃圾成灾的情形被媒体广为披露。一时间，沉积多年的废旧电子电器的环保问题被曝光。这个在中国已经存在多年的废旧电器回收处理市场开始受到环保及家电业有关人士关注，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回收问题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

　　事实上，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早在2001年就开始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废弃电子电器回收处理法规。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综合利用处处长冯良曾在去年的一次立法研讨会上介绍说，在经过国内外广泛调研的基础上，2004年9月，《废旧家用电器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如图1)开始公开征集意见，经过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有关企业提交的意见修改之后，于2004年12月呈报国务院审查，并且列入2006年立法计划。

　　然而，时至今日，该条例何时出台仍然是个未知数。值得一提的是，该条例被称作中国的WEEE，所有相关的财政补贴标准、费用承担机制以及回收网络的建设计划和法律规则都在其中。换言之，这个条例如果不出台，中国废旧家电产业就完全没有方向。

　　2006年2月28日，信息产业部会同7个部门推出了《电子信息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这个被媒体称为“中国RoHS”的办法，其实只是一个部门规章，其管辖范围只涵盖电子信息产品而并不包括家用电器产品。业内某专家尖锐地指出，这种部门法规人为地将如今早已融为一体的电子电器产品拆分管理，不仅容易引发管理上的混乱，而且也无法与国际上的立法规则接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会同4个部门(不包含国家发改委)在2006年8月发布的《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由于属于指导性技术文件，而缺少监管措施，对污染者的责任处罚也很难落实。商务部最新推出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则涵盖范围太广。酝酿多年的《循环经济法》，刚被纳入人大的立法计划，近期还不会出台。

　　有关政策标准的严重缺失，令启动近三年的废旧家电产业举步为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四大试点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拆解不处理，持续亏损。几乎所有接受《电器》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论调完全一致：“没有法律政策，就完全没有方向！”

　　回收之难

　　按照《条例》中设想的多元化回收机制，生产企业、零售商以及售后服务机构都应该向定点机构提供废弃物及废旧电器等产品，而废旧家电处理企业、社区服务站、个体收废品的商贩等都应该实现主动将废旧电子电器收集到定点处理企业，个人和单位也不得擅自丢弃或拆解。

　　然而，这种近乎理想化的回收机制正受到习惯的挑战。“中国人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是向收废品者出售废旧的电子电器，而这些废旧电器则经过简单翻修后进入二手市场，继续使用。如果不能继续使用，则经过手工拆解零部件卖掉，不能卖掉的就丢弃。”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张友良说。

　　王建明表示，这种市场链条和规则在中国根深蒂固，对作坊式的回收公司而言，成本低廉、利润丰厚，而普通消费者也早已习惯这种丢弃方式。他称：“目前一台电视机的个体商贩回收价高达100元，旧CRT电脑显示器要110元，两门冰箱则多达200元，如果我们回收处理企业自己组建队伍去收购，不仅需要人力而且价格也只能比这高，但这样运作，成本就太高了，而政府的补贴标准也还没有颁布。”

　　天津大通环保公司技术经理刘京介绍说，传统废旧家电回收及拆解企业由于不必顾忌环境也不必投入设备，因而成本很低、效率很高。一天拆掉100台CRT电视根本不是问题。如果没有政府法规监管和对正规环保处理企业的资金扶持，正规的废旧家电处理企业肯定无法和他们竞争。“我们正在设想将来同各地区的供销社合作，看看这能否可行。”刘京表示。

　　北京京卫快车环保公司总经理刘春天曾经构想，与北京所有社区居委会合作，建立回收网点。但这样的构想在两年后已经不再提起，他说：“回收网络的建设需要巨大的成本，国家目前一没有回收处理企业的资质认定政策(刘春天的公司由于不是政府试点，很多市场动作无法展开)；二没有补贴政策。倘若政府出台奖励机制或者与回收处理企业达成资金奖励协定，那么我们即使以高出个体商贩50元的价格回收，也可以在保持企业运营的同时，逐渐挤垮个体商贩，从而改变市场规则。但现在看来这个设想并不现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上海，一个名叫严志龙的商人，在2006年7月打算开一个电子垃圾回收利用门店。然而，在工商部门、公安部门以及环保部门的繁杂要求下，严志龙始终无法取得营业执照。据介绍，严志龙连吃闭门羹的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工商目录里没有‘废旧电子电器回收’这一项小类条目，没办法操作”。

　　浙江永康和台州曾经是著名的电子垃圾集散地。在政府的指导下，永康和台州开始了小范围回收处理体系的探索。永康物华环保公司董事长鲍康永介绍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永康物华从2002年至今已经完善了当地的废旧电子电器三级回收网络的构建。一级网络是在2002年～2005年由永康市政府出资3000万元在全市建设的275个废品交投站，永康物华定期从这些站点收集废品；二级网络是同附近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其生产废料将交由永康物华处理；三级网络是各个区县的废品交投分中心，用以覆盖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等一级网络无法覆盖的目标。这种三级废旧电子电器网络建设，在永康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上海市在2006年推出了《上海市废旧电子电器回收处理暂行规定》，虽然目前监管执行基本尚未展开，但已经明文规定：二手家电回收游击队将被全部收编，并进行电子垃圾回收知识的培训。上海市民应在家门口的指定地点丢弃电子垃圾，并可以从政府部门那里获得每台30～50元的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