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陈良宇案发后，一场罕见的反腐风暴刮得上海官场地动山摇，数十位大小官员应声落马。眼下，这场风暴已近偃旗息鼓，但狂风暴雨过后的上海却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现实：陈良宇的上海王朝已轰然倒下，在这一历史时刻，改革是必然且刻不容缓的，但问题是，上海的出路在哪里？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中国未来改革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陈良宇曝露上海治理缺陷

陈良宇是十多年里被正式指控的最高层的共产党官员，有分析家指出，他的下台表明上海的特殊地位已经消逝。在过去，上海被视为中央展示改革发展与成效的窗口，然而陈良宇案曝露出上海以往的成功主要靠治理而非法律监管，不能克服、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日前指出，治理模式和官员考核体系限制了地方政府的产业选择，作为普通直辖市的现实和成为“远东第一都市”的理想发生冲突。多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发展一直走的是所谓东亚“新兴市场经济”的早期模式，靠改进政府的效率来推动，这一模式在改革初期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很多领域，上海的经济保持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加大了外资引入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

上海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效率，相对全国是很好的。但这个“好”不是靠体制，而是靠一批精英的管理团队，靠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实际上，几十年来上海的体制和天津、和其他城市一样，没有根本的不同。上海的成功主要靠治理而非法律监管，这决定了在没有良好的法律监管体系下，它不能克服、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它要承担一个省政府要做的所有事情。它要解决地方的就业、解决GDP，它什么都要有。

受陈良宇案影响，上海经济已经出现严重萎缩，上海2006年的投资增长放慢，这一年的投资大概只增长了10%左右，前几年都是20%到30%。虽然上海曾赢得了一系列有利的项目，包括2010年世博会和耗资3.5亿美元的一级方程式赛道。该市甚至梦想成为世界金融之都，从现在看，如不进行改革，单凭旧的体制，这个梦似乎并不现实。

反腐败催生上海改革呼声

虽然上海面临后陈良宇时代的“真空”，但对上海未来的发展来看，这或许也是一个机遇。有乐观的学者即指出，陈良宇案标志着上海政府开始真正与全社会一起，正视陈良宇与社保案的反面教育价值，痛定思痛。开始真正以一种从未有过的重视程度和认真态度反思问题，以更积极的姿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如何解决陈良宇曝露出来的问题？一场关于上海未来发展之路的讨论也在各地展开。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便最早指出，陈良宇事件凸显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相信，陈良宇事件后，会有很多人向中央提建议，要求十七大应该基于对陈良宇案的反省，推进党内改革。十七大也将重点推出党内民主改革的措施，其中的重要内容，便是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改革。

张军日前所提出的“让上海成为香港那样的新特别行政区”的建议，或许可做为上海政府的参考。他表示，上海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它所特有的开放性海洋文化的传统也一直没有被割断。他强调，上海发展到了一个历史关头，应该适当探索，寻求如何走出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

内外压力下上海寻求突变

身陷陈良宇案的上海同时也面临来自外界的竞争压力。趁陈良宇下台之际，香港特区领导及商界领袖近期正迫不及待呼吁北京，实施更多中港金融交流政策，凸显香港金融中心角色地位，上海官员眼下正忙于争取中国金融中心地位不变质。十七大前，沪港两地争做中国金融中心地位风云再起。

尽管上海官方表面姿态低，特别是在陈良宇事件后，但上海势力目前对北京政策仍具影响，加上上海仍是跨国企业总部的重镇，中国股汇市中心，地位稳固。不过，上海在发生陈良宇贪腐事件后，能否保有北京政策支援，已增加新的变量。

不过，张军对现有的体制框架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实行改革的可行性表示乐观，他表示，中央提出“四个率先、四个中心”，要上海走在中国的前面。这个概念，本身就代表了倾斜的政策，给上海创造增长的空间，包括在二级政府层面上的制度设计。

事实上，上海市政府向中央要政策的思路已开始转变。上海已考虑不再向中央政府要一个具体的政策，而是报一个综合改革的方案。比如，现在的浦东新区，在现有模式下已发展到一定高度。上海这时就会考虑能不能让政策更灵活一些，更突破一些，搞一个深度的综合开发实验。

在陈良宇案前，这个新的综合开发实验区已被国务院批准。但当时开发区的改革方案一直只有粗的框架，没有细化到具体的政策。这就给了大家一个想象空间。在实验区方案公布后的会议上，上海市长韩正曾强调要加快对方案细则的研究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对上海未来改革的探讨有可能肩负起未来整个中国改革的重任。进入2007年，中央关于改革的讨论声不绝于耳。而且，自去年以来，胡锦涛已开始逐渐透露了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些基本思维，一个政改的基本框架似隐约可见。作为中国经济的窗口，上海的经验与实践必然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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