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理人》称，袁天凡1952年出生于上海，五岁时到香港。知识改变命运，袁天凡以优异的成绩踏上了成功的第一步。出身于投资银行界的袁天凡2000年48岁，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回香港后，袁天凡从事财经工作，曾与梁伯韬、杜辉廉等在花旗银行共过事。杜辉廉、梁伯韬两人创立百富勤，成为他们这批才俊中先富起来的老板。而袁天凡则延续着打工岁月，于1988年进香港联交所任行政总裁，年薪250万港元，成为当年香港收入最高的受雇人员。1989年被评选为香港财经界十大风云人物。

1976年，当他大学毕业回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不到一年之后，他跳槽至汇丰旗下的获多利债券部工作。在获多利工作8年中，先后从债券部晋升至财务部。1985年离开前，已成为集团的财务部主管。

离开获多利后，他先后出任唯高达董事总经理，参与全球证券业务工作，又在1988年出任联交所行政总裁一职。

袁天凡与李嘉诚关系密切，李嘉诚多次诚邀袁天凡加盟长实和黄集团，但袁天凡均婉谢不受。但出人意料地，他于1996年出任盈科亚洲拓展的副总经理。李泽楷，对袁天凡尊敬有加，拜为太傅，言听计从。

袁天凡于1996年出任盈科亚洲拓展的副总经理。1996年中，当李泽楷要大搞高科技时，李嘉诚亲自请他协助儿子打江山。

尽管目前李泽楷身陷困境，但袁天凡当年分文不费，令盈动借壳上市成功，仍可谓杰作。当时盈动上市，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只是需要按正常程序申请。时值全球科技股大热，作为杰出的投资银行家，袁天凡和梁伯韬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定采取最快捷的方式——找一个“仙士股”借壳上市。

所谓“仙士股”，就是由于经营不良、资产太少或业绩太差，股价已跌到几分钱的股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香港股市这种“仙士股”府拾皆是，袁天凡和梁伯韬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位在内地和香港资本都不乏知名度的黄鸿年旗下的一间卖通讯器材的公司--得信佳。1993年3月初，该公司的股价一直在4分到6分钱港元之间徘徊。选择“得信佳”的原因之一是黄鸿年也正视“得信佳”为“鸡肋”，大有“卖壳”之意，这样就避免出现竞购以及反收购的麻烦，耽误时间。

以当时“得信佳”股价水平收购，花费不足一亿港元即可，但在袁天凡和梁伯韬的策划下，李泽楷将盈科拥有的地产项目（主要是北京盈科中心）作价24.6亿港元，再加上香港数码港发展权一道无偿注入得信佳，未花一分钱现金就达到了目的。“得信佳”于是更名为“盈科数码动力”。1999年5月4日，“得信佳”复牌交易，开市仅15分钟，股价从停牌时的一毛多，飙升到3.22港元，升幅高达22.6倍，盈动立即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市值上亿港元的巨型公司。

盈动的神话，由数码事件到入股得信佳开始，迈出了第一步，在连串的收购合并中，高超的财技和科技的结合发挥了惊人的协同作用，使盈动市值迅速膨胀，在收购香港电讯之后，盈动由一家虚拟的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一家有实质内容和每年有巨额固定收益的公司，这一切似乎和袁天凡的新经济理念完全配合。

如果没有袁天凡全力谋划，盈动不会以如此神奇的速度达到今天的成功。李泽楷说：“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争取人才要有三点：人才不希望在一个很大、阶层很多的公司工作，因为如果他们是聪明的，不希望每一件事要批准才能做；人才不希望定薪制，如果做得好，贡献多，报酬方面要多于一般人。做得好的人应当有机会比同年龄、同经验的人获得高四倍甚至五倍的报酬；人才一定要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除了钱的报酬之外，还要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所谓无功不受禄，在李泽楷慷慨拿出价值73亿港元的认股权来犒劳管理层中，袁天凡一人独得7.2亿，名列香港当年四大打工皇帝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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