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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有其屋”是最大民生
无论是富豪，还是专家学者，尽管观点上有碰撞，但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令普通百姓焦心的民生问题。当昂贵的房价让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成为“房奴”，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话要说。因为他们是普通百姓的“代言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最有可能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
房价上涨仍是大趋势
在2006年的“胡润百富榜”中，安徽新长江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魏超名列“安徽首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和严谨，“首富不应该是你们这次报道的重点”。对于房价还会不会上涨的问题，魏超的回答很果断——上涨是必然趋势。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城市人口越来越集中，供求关系决定了房价还是会涨。”魏超说，同时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供应逐渐紧张，部分地段的房价会越来越高。据他预测，房价会随着GDP的增长一直小幅度地涨下去，直到随经济发展达到顶峰后增速放慢才可能停下来，“欧美很多地方现在房价还在涨，也是这个道理。”
同样作为涉足房地产开发的大型综合企业“掌门人”，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对房价的预测是，“最起码未来十年还是会有上涨空间的。”王效金认为，房价之所以上涨有很多原因，比如土地价格、税收、原材料价格等，“房地产开发是一种资本流向，即便有政府调控，最终还要按市场规律来运行。”
加大普通商品房供给量
事实上，2006年5月出台的“国六条”，已经从住房供应结构、税收信贷、土地政策、市场秩序等环节对房地产市场的深层矛盾进行了梳理，从银行加息到严查房地产行业的腐败，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还是有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目前约31%的购房者月供占到月收入的50%以上，已超过国际上公认的住房消费警戒线。
政府只有加大普通商品房的供给量，房价才能降下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副校长韦穗的观点。从一个学者的角度，韦穗为“房奴”们算了一笔账：一对工薪青年夫妻，假定买100平方米的房子，一般要40万元；小孩从幼儿园到大学，至少要20万元；加上日常消费，20年累计需要60万元；三项相加共120万元。根据目前的收入水平，这对夫妻的家庭收支平衡要到42岁才能实现。
韦穗说，商品房首先是商品，其价格应受供求关系影响。近年来，老百姓对商品房的需求非常旺盛，但供给却相对不足，造成商品房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导致商品房价格不断上涨。当前，很多买房者感到现在的商品房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商品。首先，购买商品房时多是购买“预期房”，且“预期房”还常常变成“逾期房”。而出现纠纷后，购房者就走上了漫长而烦心的维权之路，结果还常常吃亏。同时，卖房者却用买房者的钱作资本开发商品房，利用优势地位蒙骗买房者，获得超额利润。
韦穗建议，政府应该通过多个渠道提供普通商品房，只有这部分房子的供给量增大了，房价才有可能下降。同时，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业的监管，把商品房的建设和交易纳入城镇化的需要中考虑。
能买房就买，买不起就租
“如何让社会和谐，首先要保证‘居者有其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农艺师徐景龙已经向安徽代表团议案组提交了一份关于“落实廉租房政策，让低收入者居有其屋”的建议，希望政府加快发展房屋租赁市场，尤其是增加廉租房的供应，让买不起房子的百姓有能力租到价格合理的房屋。
徐景龙说，随着房价上涨，房租也跟着攀升，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范围。有的中低收入家庭，不仅买不起房子，连长期租房也逐渐感觉困难。“其实早在1998年，国家就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和租售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但是目前大部分政府却只售不租。有关统计显示，全国70个地级以上城市未实施廉租房政策。”他认为，如果只有单一的一种住房供应方式，市场基础非常薄弱，“也是导致百姓不得不选择高价买房的根源。”
“一个健全的住房供应体系应该是让能买房的买房，不能买的有能力租到合适的房子。”徐景龙举例说，韩国在加大住宅供应量、拟制投机性需求的同时，政府投资建成100万套廉租房，并保证租赁双方信息公开透明，这使韩国房价与房租双双下降。徐景龙建议，政府应增加廉租房供应，并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等体制改革配套。
与此同时，国家应建立健全可行的廉租房制度，“可以依法规定各级财政，从土地出让金当中提取不低于20%的专项资金用于廉租房建设，并建立严格的评估、奖励政策，保证廉租房政策落到实处。”
关键还是提高居民收入
无论是提高普通商品房的供给量，还是大力发展经济实用的廉租房，民间的呼声和政府出台的措施都在促使房地产业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迈进——“居者有其屋”。王效金对此指出，在社会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分配”，“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制定产业政策，引导资本流向，扩大就业再就业，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
王效金认为，开发商投资房地产的行为，目的就是追求利润，而且尽可能地使利润最大化。房价居高不下或者说虚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全都怪罪到开发商的头上，否则也是一种不公平。在土地、税收、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下，要求开发商把房价压得太低也不太现实。其实，房价保持稳定、小幅度的上升趋势，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要抑制房价虚高，还需要严厉打击房地产领域的腐败行为。”王效金提醒，当前无论是商品房、廉租房还是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和交易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商业贿赂、中饱私囊等不法行为，对这些行为若不采取严厉、果断的手段，很难真正把便宜的房子分配到中低收入者手中。
住房供应不能搞“大锅饭”
对于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房价高、买不起房的问题，魏超也开出他的“药方”——差别化地开发供应住房。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房地产进行差别化开发，“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种房子，住房供应不能搞成大锅饭，这样不利于资源配置，要建立多元化的供房体系。”
魏超说，实行“一刀切”的土地政策不利于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一个城市的土地应划为不同的区域，并执行不同的土地政策。“有的区域就是专门给普通工薪阶层或者低收入家庭建房的，有的区域则是给有能力消费的市民建房的。”他说，这两种区域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前一种区域可多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配套设施只要能满足普通市民的需求水平即可；而后一种区域，配套设备就应该高档些，“就像逛百货商店，有钱的大可以去最高级的商城，而一般的市民在普通的大卖场也能满意消费。”
实行差别化供房的构想，供房方式会不会逐渐走向极端、完全偏向高档住宅呢？魏超认为，这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最容易操作的方法是通过税收来调节”。只要是住房就要征税，但是有钱人和普通市民征得不一样，“比如可以按区域、房屋面积征税，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想住高档房子，那么就必须付出更高的房价。”他说，西方很多国家都这样对住房征税，以补贴居民保险、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的开支，“而且有钱人交的税可以用来补助低收入家庭，帮助他们买到或租到满意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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