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成为了一个典型。

    1月24日，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将这位国家药监局原局长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

    而后，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做了进一步阐述：其中暴露出监管法规制度、监管工作思想、行政许可项目的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食品药品监管局是一个典型，其他政府部门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

    但是，郑筱萸并不只是一个人。从中央到地方多名药监官员的先后落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间的关联。它甚至被媒体描述为“有组织犯罪”或“系统性腐败”。

    这种关联，不仅在于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某些交易，更在于他们均从几项制度变革中寻找到了缝隙。

    而这些制度变革，正是郑筱萸的主要政绩。是主事者利用制度变革来设计寻租空间，或仅是制度本身的漏洞受到了利用，或许只有郑及其同盟者能解释。

    而其恶果却严重而深远：它不仅损害了一个国家权力部门的权威，也破坏了一个行业的健康，更威胁到人民的身体乃至生命安全。

    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

    从举报一家药厂造假，到起诉国家药监局，在漫长的举报过程中，高纯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体系黑洞

    ★本刊记者/王刚(发自广州)

    1995年，湖南的一位药剂师打算放弃自己在实验室里的工作，做一个举报者。

    他来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的郑筱萸，后者听了他的遭遇后拍案而起，说一定要严肃查处。

    因为这句话，这个举报者满怀希望地来了北京35次。但从希望到绝望，直至2003年，他决定与整个药监系统打一场官司。

    高纯手里有一份时间表，记录着他对整个药监系统由希望至失望的全过程：

    1995年，举报湖南一家药厂造假。

    1999年，举报湖南省药监系统包庇造假。

    2003年，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

    2006年，看到郑筱萸落马，高说，我的起诉才刚刚开始。

    高纯告“药”

    1995年，高纯是湖南岳阳中湘康神药业集团的药剂师。

    他从198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开始，始终负责药物制剂研究和新药报批工作。其时，这家企业叫岳阳市制药一厂，1999年改名为中湘康神。

    起先，高纯这样的药剂师们做的都是严肃的新药研发，直至1995年。那一年，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成立了中国药品认证委员会，开始接受企业的GMP认证申请。

    GMP，成为了制药企业药品生产和质量的标准，只有达标企业才能合法生产药品。而要达标，则需要提高研发能力，多出新药。

    全国的药厂开始争相“放卫星”，搞新药。之前，上规模的制药企业一年最多研发1到2种新药，而到了那一年后，一年搞4～5种新药很常见。高纯回忆，“还是治那些病，还是那些品名，但新药数量翻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