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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问题牵涉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保住18亿亩耕地的目标，不是能否实现的问题，而是不实现不行啊！”年近古稀的刘文甲委员，今年一如继往地把关注的话题锁定在耕地保护上。
谈起国家这两年的形势，刘文甲用了“盛世欢歌”这个词。他认为，中国赶上了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这是中国土地管理的幸运，更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和艰巨的挑战。2006年9月6日，国务院149次常务会议作出关于暂缓批准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纲要的决定，并要求从长计议，加强研究，继续推进，编制出历史性、危机性、战略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刘老告诉记者，当时他获悉这一消息时，对“危机性”三个字的定性感到震惊。“我想，它决不是指要编个规划好防止未出现的危机，而是说现在已经是危机了，要通过编制规划、加强管理和调控，来扭转危机局面。”刘文甲认为，对土地管理形势应该有一种客观的、冷静的基本判断。这些年土地管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对土地管理客观形势的危机性，我们绝不能无视和否认。在他看来，土地利用和管理不从根本上改变粗放、落后的局面，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就无从谈起，科学的发展就无法实现。
令刘文甲感触很深的是，这些年在土地利用和管理上普遍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全国上下只要一提到搞建设，就在耕地上打主意，在耕地上找出路。非农建设、农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都堂而皇之地大打耕地牌。“似乎耕地就是放在被占和被退的位置上。同志们，这样做不对啊！”刘文甲言辞急切。他说，中国目前的城镇人均用地指标比国际人均标准高得多。
人均用地指标高，意味着不仅是用地，在城乡经济发展的整个人流、物流包括基础设施投入上，都要比人家粗放得多、浪费得多。土地利用的粗放是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基础。刘文甲认为，我们国家目前建设用地的粗放，已经严重威胁到科学发展。“再这样粗放下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转变不过来的。”
此外，刘文甲对农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中牺牲大量耕地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农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建设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要不得的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把这两者与保护耕地对立起来。种田比较效益低是事实，但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积极找措施想办法，怎样让种地的效益别那么低，而不是牺牲耕地。即使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农业也不能完全靠市场来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绿化、美化，也不应当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相悖。退耕还林、还草中，有多少耕地是没有必要退的，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关注。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可是现在有许多人无视农田在生态、环境、景观方面的价值，偏要牺牲现有的良田美景来造“景”。刘文甲曾考察过一个县级市，市里的地已经占没了，就到城外老远的地方占了好大一片耕地建一个公园，逛公园的市民人迹寥寥。“这种建法，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不都是劳民伤财吗？”刘文甲直言不讳。
刘文甲认为，开发非耕地资源搞非农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中国目前其实有着巨大的作为空间，并非眼光只能盯着那点耕地。他举了他们家乡的例子。刘文甲的家乡在辽河平原，家乡人在水稻田里养螃蟹，螃蟹的产值是水稻的3倍。农业立体经营，实现了多方共赢。只要思路正确，办法总是会有的。总之有一条，中国搞建设，再也不能盯着耕地找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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