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目前流动性稍见偏多而不是“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还在央行控制范围。在物价方面，他认为目前判断今年CPI指数趋势还显早，一旦看到通胀危险，加息将肯定列为应对通胀的手段之内。另外，周小川还认为，让市场在调整汇率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而如果贸易盈余扩大，人民币可能更快升值。

在控制流动性方面，央行此前的操作(无论是准备金率还是央行票据对冲)有一定成效。但是，中国的流动性泛滥有着中长期的推动力。2005年以来，金融企业密集性上市造成了可贷资金的充沛。单单汇金公司的注资，就解放了大量的“人民币可贷资金”，再加上银行IPO的资金募集，自营存款(吸取新的存款)的继续扩大，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的融资，以及资本金增量，都构成了银行体系内可贷资金规模的极具膨胀，由于这种“膨胀”来自于金融业的体制改革(上市也是一种改革)，可以归类为“体制型的资金泛滥”。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大量外汇占款)和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都给“流动性过剩”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可以举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来证明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储蓄账户里的外币存款都急剧缩水，这意味着居民们正在将外币扔掉，换成本币。坦白地说，在本币强烈的升值预期下，市场的自发力量使得“藏汇于民”是场幻想和一厢情愿。

其实，中国的“流动性问题”是一个异端的反教科书式的难题。经典的凯恩斯式的“流动性(过剩)陷阱”说的是利率再下降也达不到刺激投资的“境地”。中国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过剩体现在可贷资金的旺盛，使得银行间市场利率不能有效上升来抑制可怕的过度投资和经济泡沫化。有趣的是，根据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可贷资金的充裕产生投资膨胀，将会带来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即CPI会上扬)，1998年以前的中国证明了这条曲线是“活”着的。但1998年之后，这条曲线则已经寿终正寝，现在，中国一方面投资膨胀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出现物价总水平偏低。这给学者们带来无穷的困惑和无效的争吵：单看前者，以PPI作为指标，则要警惕通胀，单看后者，以CPI作为参数，则忧虑通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