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磊

　　2007年1月17日，来自浙江义乌的刘振学满四十岁。在这一天，刘振学选择全面结束自己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业务，全部商品半价清盘、商铺八折出售。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他的身家缩水了将近70万美元。“这几乎是比什凯克零售业上单日最大损失”——当地媒体如此形容，很多吉尔吉斯斯坦人一拥而上，等待着瓜分这些廉价而又丰富的商品。

　　在之前的1月15日，吉尔吉斯斯坦代总理库洛夫已签署政府令，规定自今年4月1日起，吉政府将完全禁止外国公民在吉各类集市上从事批发、零售贸易。而在商贸中心、超市等固定商贸场所中的外国经营者比例也不得超过10%。

　　“我要回家”，刘振学说，这种类似于“溃败”一样的体验，以后再也跟他无关。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经商的中国人开始大规模撤退，他们有些人将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曾经给他们机会创造财富的国家，而更多人也许还将回来——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仍然留在这个国家，没有办法带走。

　　三个月前，记者曾经在吉尔吉斯斯坦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接触，当时他们都以为这个中亚唯一加入了WTO的国家，或许是中国小商品的天堂。但现在，天堂提供给他们的通行证取消了。

　　告别的日子

　　2006年11月，刘振学在比什凯克买了一个拥有12个房间和4个卫生间的大房子。当时，在这个毫无疑问可以化为“豪宅”的屋子里，他踌躇满志的向记者比划——在未来位于该市郊区的工业开发区投入使用后，他的商业规模能够扩大至少三倍，这样子他就可以过上“国王一样的日子”。

　　只有两个保镖是不够的，在他的设想中，即将从国内接过来的女儿也需要两个保镖，“你知道，我们浙江人是很为下一代考虑的”。而且，他还有更大的梦想，房子里要全部摆放上来自欧洲的家具，铺上来自克什米尔的地毯——“当然要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一点”。

　　而在几个月过后的2月6日，当刘振学接到记者的电话时，他正待在比什凯克的一个地产交易中心里，房子的面积实在太大了，如果加上装修成本，18万美元的价格并不是大多数吉尔吉斯斯坦市民能承受的。他只有等待，看看有谁能够接手这个豪宅。

　　这已经是他在吉尔吉斯斯坦唯一的财产，其余的早已处理完毕。刘振学说，在这个告别的日子里，他不需要保镖，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资产缩水不少，剩下的早就已经转回国内。

　　在过去的一个月间，刘振学的境遇几乎在每一个中国商人身上上映，版本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往往只有一个——清仓走人。

　　“你不能想象，付出高额物流成本运送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商品，以低于国内成本价卖出是什么场面。”一名来自上海的商人在电话里说，在过去的几天内，中国市场的人气之旺已经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促销。

　　政府的法令成了最大的促销手段，来自比什凯克甚至是周边城市的当地人开始冲到市场。来自当地华商会的一个统计显得格外滑稽，在过去的十余天内，来自中国的小家电的销售额已经突破历史最高，与此同时，亏损额也突破了历史最高。

　　几乎就在同期，来自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的消息说，从比什凯克飞往中国乌鲁木齐的航班基本上突破了90%的订座率。在以往，这些航班基本上不需要提前预定。

　　而在此时，来自中国浙江和新疆的出口商们都已经接到了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消息，很多预定的订单被取消，而从新疆发车的货物数目在过去三年间已经出现了首次下滑。

　　但此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该国GDP已经实现了连续三年增长，2006年数据有望再创新高。

脆弱的中国群体

　　三年前，当刘振学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时，他丝毫没有感受到有任何不安的情绪。

　　他们觉得，吉尔吉斯斯坦，一个正处于经济回升，消费能力拉升，并且确信自由经济的新型经济体，是从事小商品贸易再恰当不过的国家。

　　当时的这一批中国商人，在国内已经经历了将近20年的市场化洗礼。规模扩张、促销手段运用、批量经营手法，这些在中国境内被验证为切实可行的手段，被他们大量在吉尔吉斯斯坦直接拷贝运用。

　　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开始出现。刘振学说，在2003年的比什凯克，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再是其他国家的商人，而是浙江老乡。也就是在这一年，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公布数据，称有将近3000名中国商人在当地经商。而到了2006年，最新数据已经变成了6000名左右，这还不包括以各种名目滞留于此的中国商人。

　　当地《楚河信息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从绝对数目上看，这个规模并不庞大，但问题在于中国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批发、零售日用品这个行业，这会导致“一个吉尔吉斯斯坦人日常所需的所有环节都必须从中国商人手中购得”，这在当地人心中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一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零售市场由外来人口占优势。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人曾经长期控制水果蔬菜市场，而在日用百货商品市场则多是中国人。当地中小个体小商户很多都沦落到转手倒卖外国商品。如果没有良好的货源和关系，他们甚至很难在市场里站住脚跟。

　　而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和中国商人开始全面占领市场同步，吉尔吉斯政府也进入了多年的震荡期。

　　《楚河信息报》的专栏作家在和记者的Email沟通中说，在这个刚刚摆脱了新一轮政治危机的国家，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刺激经济，而是为了缓和政治局面——而这其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关键。而禁止外国人从事最易消化人力资源的零售和批发业，成为了政府的救命稻草。

　　“这个政策不是单纯针对中国人的，但毫无疑问中国人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该专栏作家说，“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不仅如此，当地华商会人士说，来此经商的中国商人大多数都是家族化经营，他们无力也不愿在当地雇佣人手。

　　事实上，事情正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在1月15日法令公布后，吉内务警察部门已开始在各大市场、商场等查验中国商人的公民护照、签证及劳动许可证。而中国商人们能做的仅是，“联名致函吉政府高层，并请使馆与吉方交涉，维护在吉中国商人的经济利益”。

　　1月17日下午，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经商参赞刘传武，在中资企业协会与国英、大唐等中国商品中心及玛迪纳等市场代表座谈，研究应对方案，尽可能减少中国商户的损失。

　　此后，包括刘振学在内的部分商人开始清仓。

　　“中国式”贸易输出的黄昏？

　　回家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从1月15日法令公布之后，很多中国商人都以为可能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政治行为，会有缓和的余地，但在十天之后，这个希望再度破灭。

　　1月26日，吉总理签署了关于吉2007年劳务移民名额限量规定，全年在吉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劳务移民8716人，占吉劳动力的0.41%。其中生产和服务领域4175人，个体商户4541人。吉政府授权国家移民与就业委员会负责按行业及地区分配上述名额，发放劳动许可证，并提交议会审议。

　　这也就意味着，此前宽泛的外来经商和进行贸易的设定已经成为历史。而更要命的，这种禁止外国人从事贸易的规定在中亚地区似乎还有蔓延的趋势。

　　吉尔吉斯斯坦官方说，他们出台的这个法令的根源在俄罗斯。此前，俄罗斯已经确定，从今年4月1日起，将全面禁止外国人在俄从事零售贸易，俄全国115个大型露天市场将被关闭。此外，从今年1月1日起，外国务工者将被禁止在俄罗斯从事酒类和药品贸易。

　　这导致在俄从事上述业务的10万吉尔吉斯斯坦公民无法就业。而按照此逻辑，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中亚国家受到的冲击将会比吉尔吉斯斯坦更加严重。此前，也陆续有说法传出，哈萨克斯坦也将出台类似法令。

　　“这将意味着中国的贸易输出面临重大转型”，中国社科院研究中亚问题的专家警告说，中国式的家族贸易输出或亲缘关系用工制度，都将面临挑战，“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来人口占领该国的就业和贸易机会无动于衷”。

　　这似乎是中国式贸易前所未有的局面。短短数年过去，中国企业在境外已经多次面临此类争议。在东南亚，来自中国的摩托车和啤酒企业，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被政府条例驱除出市场；在南亚的印度，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一直受限；而在非洲，中国已做出表态，“我们不会席卷一切商业机会”；而在刚刚开始启动的中亚市场，中国商人已经开始撤退。

　　中国的经济学者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力、土地以及能源成本的增加摊薄了本来就已经极度压缩的利润，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必然面临走出去的问题，但是否能够找到合适中国模式的市场以及能否适应当地的政策变化，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必须要补上的一课。

　　这会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

　　回家或许是个好事，但成本实在太高。刘振学说，随同他们财富一同离开的，还有他们再度杀回海外市场的勇气。

　　不过，此间有媒体报道称，莫斯科市政府8日晚间紧急召开有关移民和市场问题的会议，决定取消从1月15日起实施的限制外国人在俄市场从事零售业的法令。

　　报道引述莫斯科市消费市场和服务司副司长斯列帕科的话说，“外国移民12日起就可以重新回到零售市场工作。”

　　但“开禁”仅限于莫斯科，俄罗斯其他地区目前对此尚无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