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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看,很难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更不用说作好资本市场开放的准备。国内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家政策的保护,市场竞争的观念并没有多大改观,与外资银行竞争的优势并没有形成。目前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垄断特征仍明显,四大国有银行仍未商业化,仍未摆脱经济体制转型所担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仍未形成有效的内外部激励约束机制。
■在中国经济走向一个新的制度平台时,还原人民币的对宏观经济调节的杠杆作用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入世5年后,外贸和外资的总量、流向和结构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市场外汇的供求基础产生深刻影响。如果灵活性不够,不能通过人民币调节外汇市场,那将是不利的。
■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合法收入,应该鼓励创富;但问题是部分高收入的获得,是由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和垄断、违法违规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得的。这种收入差距,既不体现效率原则,又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从经济学上说,它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不利于扩大内需,影响了社会稳定——长此以往,社会的产出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最后整个国家处于低效率。
2007岁初回望1997年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意蕴颇深。10年前,危机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其波及之广、速度之快、破坏之深,令全球为之震惊。
金融危机衍发效应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金融全球化确实加大了市场风险:
其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人民资产大为缩水。1997年3月2日索罗斯攻击泰国外汇市场,引起泰国挤兑风潮,挤垮银行56家,泰铢贬值60%,股票市场狂泻70%。由泰国引起的金融动荡一直蔓延到亚洲的北部乃至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日本、香港、韩国均受重创,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资产大为缩水,亚洲人民多年来创造的财富纷纷贬值,欧美国家利用亚洲货币贬值、股市狂泻的时机,纷纷兼并亚洲企业,购买不动产,以其1%的代价轻易获取了百分之几百的财产。
其二,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由于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经济瘫痪。经济衰退,激化了国内的矛盾。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秩序混乱。
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国家政权不再稳定。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导致人们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在野党、反对党纷纷指责执政党,于是,泰国的政府被推翻了,印度尼西亚的政府被推翻了,日本桥本龙太郎下台了,俄罗斯一年之内换了六届总理。政治不稳定,破坏了亚洲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此前,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后来由于金融危机破坏了这种稳定,引发社会波动,差点危及到各国的国家安全。
10年来,亚洲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补救导致金融危机的缺陷以及危机所造成的破坏。银行冲销了坏账,重组了资本结构,强化了审慎控制。企业对资产负债状况进行了重新整理,金融危机前的过度投资被逐一清理。更为审慎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外汇储备日益上升,取代了以往严重依赖海外短期资金流入的局面。
但10年前危机给亚洲带来的创伤不可谓不深刻,它警示我们:国家安全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国防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关键在于金融安全。
但是,我们不能把金融开放视之为“洪水猛兽”,不能据此而锁国;恰恰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开放而衰退,只有因为封闭而落后的例子,这已为人类的历史所证明。
那么,为何开放体系的整体风险低于封闭的体系呢?因为,开放体系中有一整套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主体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宏观和微观主体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并不在东南亚经济开放上,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资本市场不合理、金融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为国际金融危机商业炒作提供了可乘之机。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人们看到:一方面许多东亚国家的信贷市场畸形发展,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国内信贷额与GDP之比均高达115%-200%;另一方面,其资本市场又不成熟或发育不全,致使企业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银行又过于依恃政府的“主导”与担保,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如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其GDP的34%-40%。与此同时,东亚银行制度的不成熟性还表现在金融监管不力、法规不健全上。许多东盟国家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随着不良债权增大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菲律宾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年间银行贷款增大了38%,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却从3.5%减到1.5%,比重最高的马来西亚也只有2%。这么孱弱的金融体系,一旦风吹草动,如国际收支锐减,便造成人心浮动,国内资金外送和外资迅速撤离,金融风暴随之即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