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宏明

　　2006年11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下简称《规划》）。这个我国首次公开地利用外资规划，在中国改革开放编年史上，将具有标志性的深远影响。西方媒体惊呼：“中国进入了挑选外资的阶段”。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特别优惠的外资政策和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为外资进入中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和机会。毋庸置疑，外资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在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跻身“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外资更是主要角色——在“Made in China”标签里，外资占据了绝对的大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崭新阶段。在直面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公平竞争、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呼声逐渐高涨。尽管未有共识，在一些吸收外资比较多的地区，已有一些自发的矫正行动。比如原苏州市委书记王珉曾经谈到，由于外资占本地经济份额太大，苏州招商引资的重点开始向民营资本倾斜。

　　“利用外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发改委外经所张燕生说。归根结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全依靠外资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二战后，德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崛起的最终表现形态，都是诞生了一大批富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国企业。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在主要以GDP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的背景下，一些地区出现了盲目招商引资的情况，把最好的土地资源几乎是无偿地给予了外资公司，引进了一大批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项目。而且，享受诸多优惠的外资越来越多地向国内市场销售商品，跟国内企业直接竞争，本国企业的成长空间受到了挤压。

　　“十一五”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这是贯穿《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的一条红线。《规划》的三个突出亮点——质量战略、环境友好、自主创新——都是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路一脉相承。

　　去年初，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说：“要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目前，中国还不是经济强国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创新能力薄弱。在这方面，《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鼓励外资在我国成立研究机构，或者中外合作建立研发中心，或通过国际人才合作建立研究开发团队。我国一些国家级的工程研究中心，也建立了面向国内外的开放实验室，吸引国内外科技人才共同参与科技研发工作。

　　在加大研发、自主创新方面，一批中国企业的行动令人鼓舞。华为、中兴通讯已在国内外都设立了研究机构；京东方、长虹等企业通过收购，引进了海外高科技研发团队；中芯国际的企业管理和技术团队来自于世界各地。

　　伴随着一批中国企业成长为富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

　　历史往往如此：沧桑巨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而当人们蓦然回首，却分明聆听到它前行时每一声凝重的脚步。《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的标志性意义，也许若干年后的评价才能更加准确。

　　岁末，《中国投资》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孔令龙司长、对外经济研究所张燕生所长等权威人士，为您深入解读《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的微言大义。

　　专访外资司孔令龙司长

　　由量到质的转变

　　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使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切实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

　　《中国投资》：2006年11月9日发改委发布了《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这是我国第一次公布利用外资的规划，各界人士也有很多解读。作为外资司负责人，您可否介绍一下《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政策意图？

　　孔令龙：2006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的收官之年。中国对70多个服务部门的扩大开放承诺即将全部履行到位。在这个背景下，外资将以什么样的态势进入中国，中国政府对外资管理有着怎样的宏观考虑和调整，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5年，利用外资政策以及政府的公共管理要公开，透明，让所有外资对今后5年中国政府的中期政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预期。这也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加快形成稳定、透明的外资管理体制和公平、可预见的政策环境的重要举措。

　　该规划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务院同意的专项规划编制计划，在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过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国务院40个部委、直属机构和11家行业协会的意见，也征求过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及部分研究机构、企业、专家学者的意见，也跟外资企业座谈过。可以说，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是今后五年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重要指南。

　　《中国投资》：《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十一五”对利用外资的目的、总体战略目标提出了哪些更新、更高的要求？

　　孔令龙：最重要的方面，是从“十一五”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这是贯穿《规划》的一条红线。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的，“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和区域投向引导”。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是这个《规划》强调的重点。从改革开放到2005年，大部分时间还是追求外资规模，重数量。这一次，中央提出“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更强调质量，而不是刻意追求规模。

　　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妥善处理好利用外资与国际收支平衡、利用外资与用好国内资金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推动建立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在扩大开放中积极主动抵御和化解各类风险，切实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进一步巩固、发挥和创造我国的比较优势，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与竞争。

　　《规划》对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战略目标进行了调整，具体为：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使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切实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更加注重地区平衡、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切实把利用外资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

　　“十五”期间我国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通过利用外资和自主创新，基本奠定了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之一的地位。今后五年，我国将采取相关政策措施，努力实现外商投资从简单的加工、装配和低水平生产制造层次进一步向研究开发、高端设计、现代流通等新领域拓展，推动我国成为世界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基地之一。较大程度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利用外资的规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增强东部地区经济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继续用好国外优惠贷款，更加注重贷款使用的质量与效益。加强对外债结构和使用方向的调控，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利用外资总规模要在“十五”基础上保持平稳增长。利用外资的管理体制更加合理有效，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

　　《中国投资》：请您评价一下我国“十五”期间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果？

　　孔令龙：“十五”期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崭新阶段，利用外资也迈上了新台阶。“十五”期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约383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约2860亿美元，境外发行股票筹资约380亿美元，借用国外贷款约46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九五”的实际完成额。主要特点是：一是外商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投资方式更为多元化。二是承接新一轮国际制造业转移取得显著成效。三是服务业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对外开放取得明显进展。四是借用国外贷款平稳增长，有力地支持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五是外债管理能力进一步增强，外债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六是利用外资的法规政策不断完善，管理水平逐步提高。

　　《中国投资》：未来中国对外资的管理体制，演进方向是什么？目前给予外资的优惠比较多，何时内外资能够实现完全的公平竞争？

　　孔令龙：对外资企业的管理，提出要逐步给予国民待遇，这跟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更加公开透明、管理高效率是分不开的。未来的重点不是管，而是提供服务。国家对资本项下的外资管理将更加开放。

　　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内外资平等竞争问题，朝这个方向走没有问题，但具体何时要依据立法机关的时间表。

　　《中国投资》：根据《规划》，“十一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要实现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过去“重数量”产生了哪些问题？对于“质”如何考虑和把握？

　　孔令龙：过去我国利用外资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长期存在的引进外资“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违规设立开发区，违法征地，浪费土地，不计成本盲目招商引资，片面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违反国家环保法规和产业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引进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和大量消耗短缺资源的外资企业。出现部分行业龙头企业被外资并购情况。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水平总体比较低，与东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差距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技术外溢作用不够突出，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滥用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现有的利用外资管理体制亟待完善，部分现行政策不利于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在“十一五”期间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到“十五”末期，外商投资累计达到6300亿美元。政府的政策引导要从过去比较看重其特殊性、比较注重外资数量的增加，转移到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内外资、统筹沿海和内地平衡发展为根本出发点，把利用外资纳入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下考虑，以质量战略代替片面的数量战略，把追求外资质量、外资结构优化，追求外资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和谐性和统一性作为重点。

　　《中国投资》：在实现利用外资由量向质的转变过程中，您认为需要采取哪些调控手段？

　　孔令龙：从利用外资的宏观调控角度来讲，从2006年开始，对高耗能、高污染、消耗资源比较多的外资企业，不但要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有些还要加出口税。目前，中国外贸出口构成中，约58%是外资企业，调整出口退税，实际上是对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的外贸顺差过大的调控。外资把中国作为制造基地，我们是欢迎的，但不能把污染和高耗能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因为中国人均资源还是很短缺的，环境容量也有限。这样，就对地方政府和外资企业有一个政策指导。

　　再有，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如果再去办简单的加工装配、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资企业的发展余地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外资企业必须向高附加值转型，发展金融保险服务业、更高水平的研发型高技术产业。沿海地区不能跟内地争抢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区域协调发展

　　利用外资质量的转变主要看东部发达地区，他们转变了，中国利用外资85%以上就都转变了

　　《中国投资》：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利用外资的水平也不一致。如何提高中西部地区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利用外资的规模、质量和水平？

　　孔令龙：从区域结构看，随着东部地区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中西部地区将迎来利用外资的良好机遇，顺利实现外商投资的梯次转移将成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面临的重要任务。

　　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今后一段时期还会存在。但着眼于发展角度，东部与中西部要打破现有的不平衡。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要在完成工业化、信息化的同时，率先把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跟利用外资的工作协调、统一起来，使利用外资服从、服务于支持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加快“腾笼换鸟”，提升外资在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等服务业的比重。

　　“十一五”期间，国外优惠贷款80%以上投向中西部地区，改善中西部的投资环境，解决制约投资和发展的瓶颈问题，比如打通主干道,完善一批基础设施等。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支持重大项目和自主创新，同时也关注中西部地区社会服务领域的发展，如发展职业教育,改善生态环境，支持农村卫生服务。

　　对与东部地区邻近的中部地区而言，可能大量承接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一般加工业外资项目。我们认为，西部地区应遵循的路径是：依托它的资源优势，搞一些大项目，像广西的铝，贵州的磷；依托大城市的科研教育人才优势，利用空港优势搞一批高附加值制造业，比如集成电路在重庆、成都、西安的发展。

　　总之，“十一五”期间，利用外资的区域性政策要体现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投资》：过去，70%以上的国外优惠贷款都投向了中西部地区，比例已经很高。这次《规划》为什么把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80%以上？

　　孔令龙：按照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地区间要有平衡发展。国家掌握的国外长期优惠贷款，主要用于进一步推进地区间经济发展平衡。所以《规划》明确提出，80%以上都要用于中西部地区，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的改善、教育、卫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事业发展等，促进地区间结构平衡。

　　《中国投资》：《规划》提到，东部沿海地区要“率先实现利用外资由‘量’到‘质’的转变”。既然讲到“率先”，是否说明东中西部对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时间表有不同的要求？

　　孔令龙：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东西部差距非常大。从利用外资方面来讲，虽然把国外优惠贷款的70%～80%都安排在中西部地区，但毕竟数量有限，中西部有近20个省。

　　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85%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只有15%。所以说一律以质量为先导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的要求。但对东部地区来讲，由于外资规模已经相当大，在土地、水、资源、环境等容量有限的情况下，东部地区要率先转变增长方式。

　　目前，中西部广大地区利用外资的规模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很小，5年内也难以根本改变。所以，利用外资质量的转变主要看东部发达地区，他们转变了，中国利用外资85%以上就都转变了。

　　《中国投资》：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水平比较低，在执行《规划》时，尤其在提高外资质量方面有一定的困难，您是怎么考虑？

　　孔令龙：刚才也讲到，中西部跟东部不是同步走的。再一点，“十一五”规划期间要重新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这次修改目录时，也要对中西部指导目录进行修改，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和当地实际情况，每个省出一个针对本省情况的目录。由地方政府报到发改委，发改委再会同商务部以及有关部门，报到国务院批准。这样，避免全国地区间差别很大、一刀切情况的产生。

　　服务业开放

　　希望外资能带来一些先进的服务业管理理念和方法

　　《中国投资》：《规划》鼓励外资进入服务业，对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如何引导？

　　孔令龙：服务业到2006年12月11日已经全面执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出台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就是重要标志。国内几大家商业银行都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在海外和A股市场分别上市，目前只剩下农业银行。保险业的外资也进来了，物流也是开放的，对批发、零售环节基本也放开了。

　　整体来看，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空间是相当大的。因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小，在发达国家70%以上都是服务业，甚至于与发展中国家印度相比，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都明显偏小。

　　《中国投资》：《规划》提出，沿海地区要在金融、保险、商业的开放取得重要进展。“重要进展”应怎么理解？

　　孔令龙：目前，大约有180多家外资银行在中国开业，进入证券市场的QFII已经超过100亿美元。其他服务业，像汽车金融保险等都在不断扩大。

　　对重要进展的理解主要还不是在数量上，外资服务业在服务水平、管理理念和硬件水平上比较先进，我们希望外资能带来一些先进的服务业管理理念和方法。

　　《中国投资》：零售业开放一直有一个争议，说沃尔玛大量采购中国产品，掌握了定价权，将来会对中国制造产生压制。您如何看待对沃尔玛的争议？

　　孔令龙：所谓取得定价和销售的控制权，就要看其是否达到了垄断地位。如果没有垄断，那就还处于正常的竞争范围。从目前来看，沃尔玛大量采购中国商品对中国产业是有利的，由于其在全球庞大的资源，带动了中国商品在沃尔玛其他国家的销售，带动了中国商品的出口。

　　至于沃尔玛、家乐福等外资的大型商场超市，对中国零售业造成了竞争压力，是在预料之中。核心还是得看它是否已到了垄断程度，从目前看还远远没有。

　　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

　　《中国投资》：在发挥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引导、辐射作用，增强我国的集成创新能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方面，将采取哪些引导措施？

　　孔令龙：政府将鼓励并引导外商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把高端加工制造环节、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生产制造、配套、服务和培训基地，制定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国内企业进行研发合作的配套政策，更好地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完善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政策，鼓励外商投资项目采购国内先进设备和技术，为国内成套装备、先进适用技术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制定防止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制约我国自主创新的规范政策，增强我国主动参与知识产权规则制定的能力。

　　鼓励外商在我国进行风险创业投资，加快出台有关配套政策，借鉴国际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健全外商进行风险创业投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健全鼓励海外留学人员、海外侨胞专业人才回国创办高技术企业的政策体系。制定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我国投资和工作的税收、出入境、工作许可等相关配套政策。

　　《中国投资》：《规划》提出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应如何理解？

　　孔令龙：中华民族要提升自主的创新能力，但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技术的进步要依赖于吸收国外各种各样的先进技术，所以我们鼓励外资在国内建立研发中心，在中国创造新的技术、新的品种。从微观上看，这有可能会有负面影响。外资建立研发中心，使用本地的优秀技术人才，势必抽走国内企业的技术骨干。但从长远来看，研发中心建多了以后，会有技术扩散的作用，而且也带动、刺激了国内企业的研发发展。当前几家民族汽车企业的骨干人才大多是从合资汽车公司跳出来的，就很说明问题。

　　合资企业带进来技术的同时，对国内企业的创新也有一种刺激作用。同时，国内企业吸收了它们的经验，进行创新，也推动了外资企业必须把新的技术拿进来，这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中国投资》：有一些外资在中国滥用知识产权，对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未来如何防止这种情况？

　　孔令龙：一般来说，申请知识产权专利的目的，无非是获得更高的利润。所谓滥用知识产权，就是设置了各种专利陷阱，使你无法逃避，最终达到限制竞争、技术垄断的目的。这就妨碍了包括我国企业在内的任何其他企业的创新。

　　比如像高端IT业就存在这种问题，他注册了一种技术模式，你想发明另一种模式，但另一种也被它注册成专利了。这样，把我国企业的创新路径完全堵住，造成无法突破的情况。

　　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专利等问题上，还是强调要保护知识产权，反对盗版。对滥用知识产权造成了过当保护，研究得并不多，但这种情况客观上存在。现在不管从制度上还是实践上，对这个问题的考虑都不是很多。当然，这个问题已超出利用外资的范围，但解决好了，对引导外资促进我国企业创新有积极意义。

　　外资并购审查

　　制定出一个外资并购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敏感行业清单，会使整个开放更加透明和公开

　　《中国投资》：过去两年，并购型外资增长很快，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外资并购的边界在哪里？关于敏感行业和企业清单，目前进展如何？也有人提出，发改委提出对外资并购的管理，对涉及经济安全案例进行审查管理，是不是保守？是不是搞经济民族主义？

　　孔令龙：这个问题正在研究办理当中。并购在社会上是一个热门话题，个别并购案确实涉及经济安全、产业安全。但什么样的行业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说法。我们要做的工作，恰恰就是界定出来：哪类企业、哪些行业涉及国家的经济安全。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的职责。制定出一个外资并购涉及的敏感清单，会使对外开放更加透明和公开。这种审查绝不代表经济民族主义，审查也并不意味着否决，通过审查放行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们审查的重点是其并购安排是否真正影响到国家安全，是否涉及恶意并购。

　　提出一个可操作的涉及国家产业安全的清单，使外资有一个公开透明的预期，敏感行业、涉及股比等安排都有了一个确定的规范以后，对外资并购的发展更加有利。

　　配套政策

　　我们会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和有关部门共同回顾和评估《规划》，推进相关政策的制订

　　《中国投资》：在如何贯彻落实《规划》的配套政策方面，您有哪几点考虑？

　　孔令龙：首先这个规划本身是一个政策指南，不是指令性的规划，根据《规划》提出的指导思想、要达到的远景目标，各部门都针对这样的原则和思想来研究制订政策。这个政策不是抽象的，比如产业、税收、海关、国土、环保等部门，都是根据利用外资的方向和原则，来研究制订各种政策。

　　国家发改委作为一个宏观调控部门、综合性的部门，我们会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和有关部门共同回顾和评估《规划》，推进相关政策的制订。

　　《中国投资》：外资司当前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孔令龙：这次是我国第一次公布利用外资的规划，当前的重点除了要宣传《规划》外。我们将与有关地方、有关部门完善《规划》推进的细节。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中西部每个省的目录，争取在2007年上半年都能出台。

　　“十一五”利用外资八项主要任务

　　引导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积极稳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

　　促进建立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实现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提高利用国外贷款的质量和效益；

　　加强对外债的宏观监测和全口径管理。

　　——《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

　　利用外资是手段，不是目的

　　——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中国投资》：看《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下简称《规划》），您认为有哪些主要特点？

　　张燕生：《规划》是在我国利用外资的新形势下出台的。从目的来讲，从改革开放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我国利用外资主要是为弥补外汇和资本短缺的缺口。1990年代中期以后，利用外资的重点就转向了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优秀人才和管理经验。

　　我认为，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从这个角度分析，《规划》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非常强调环保，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实践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像珠三角、长三角，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招商选资”的最重要标志就是要节约土地，节约资源，要满足更高的环保要求。

　　第二个重要特点，《规划》强调一些新的招商引资的重要方面，比如鼓励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加大利用证券投资基金、战略投资人等多元化的引资方向。内涵就是，要通过引进增强我们的全球化综合运作能力，不再仅是对人才、管理和技术的引进。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非常重要，它标志着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从贸易投资的全球一体化到金融一体化，出现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而且出现了低通胀、高流动性、普遍增长都比较快的态势。从这个角度，中国吸引外资，越来越多地不仅仅集中在直接投资，其他投资工具、投资方式的运用也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中国投资》：目前，我国利用外资面临哪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规划》有哪些反映？

　　张燕生：过去，外资在华比较重视绿地投资，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个并购浪潮。当外资并购我国的金融、物流、研发、技术和重要技术装备制造业的时候，使我们利用外资的管理体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就是：怎样在跨国并购增加的情况下，尤其是并购我国的战略性资源和一些重要产业的时候，如何制订国际通行规范，有效管理和保护战略资源、成长空间和国家利益，如何运用市场机制解决好开放市场和产业与维护产业安全的界限。在这方面，《规划》做了很好的要求和规定。

　　目前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规划》对利用外资的新方式，像换股、相互投资等方面也提出了很好的想法。

　　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出现了很多新的趋势，比如独资化，外资加大在华生产和内销的比重，外资企业之间相互配套、系统引进、空间集聚等新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新的挑战：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扩散和外溢效应大大降低了，减少了本地企业为外资配套的机会，《规划》在这些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

　　《中国投资》：您刚才谈到的并购型投资，近两年引起争议非常大，是否存在一个增长过快的问题？

　　张燕生：从全球来讲，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跨国并购热潮的时候，并购占直接投资的比例超过了3/4以上。外资并购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在我国长期是3%～5%，这两年上升到8%～10%，但比70%～80%还是差得远了。外资并购不是太快，而是太慢。

　　绿地投资，意味着新占土地和资源，新增生产能力。新建实际是把蛋糕越做越大，资源越用越多。而并购是在现有资产存量中间进行一些调整，如所有权更换、股权结构更换、技术含量更换，是存量的一个变化。

　　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有一种做法叫“零土地增资”，就是新增加外资但不增加土地消耗。在很大程度上，并购能够使资本和要素得到有效的利用，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中间导致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加快，跨国并购出现这么高的比重和速度。

　　外资并购在中国发展缓慢，一是资产质量比较差，二是这方面法律政策的规定严重或缺。

　　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太快还是太慢，而是当外资要并购我国的金融、物流、研发、重要技术装备制造业的时候，这时发现我国在研究制订符合国际通行规范、有效保护和保障本国战略性资源成长空间和国际根本利益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严重或缺。

　　就是一旦外资并购，哪些东西可以并购，哪些不可以并购，允许和禁止之间需要经过怎样一个审查的程序，审查程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这方面的规定太少。这是我们的外资管理体制的问题，而不能说人家太快了。

　　“凯雷徐工并购案”之所以引起那么强烈的讨论，因为它引出了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规划》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审查外资并购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确保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的重点企业控制权和发展主导权。

　　开放市场和产业，与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之间应该有一个有法可依的边界和度。边界在哪里？度如何把握？有了这些，外资才可以按照我国的有关法律和规定决定怎么并购。

　　《中国投资》：外资在我国外贸出口中所占比重很大，导致中美贸易顺差过大、贸易摩擦等问题。您如何评估外资对我国外贸平衡的影响？

　　张燕生：影响太大了。全世界都很难找到像中国这样，在经济赶超阶段的前期对外资开放程度这么高，也很少有加工贸易遍地开花的情况。

　　外资来中国投资有两个动机，一是成本驱动型，二是市场驱动型，前者是利用低成本优势搞外销，后者看重庞大的中国市场。

　　全世界三大生产体系之一的东亚生产体系，像日本、韩国、台湾省和周边四小龙、四小虎等，把制造品的加工总装环节转移到中国（第一原产地改成了中国），他们过去跟美国、欧洲等国家的贸易摩擦、顺差，都转嫁到了中国。

　　中国就变成了从东亚生产体系进口中间产品，在中国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加工组装以后，以最终产品的形式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因此，原本是美国、欧洲同东亚生产体系的贸易摩擦，变成了与中国的摩擦。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加工组装环节是技术含量和增资含量非常低的环节，而像土地、水、劳动力等资源消耗非常多。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跟世界上任何一个贸易摩擦都是不一样的。一般贸易摩擦是，我的产品抢了你的市场，因此你要打我。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像彩电、家具、服装等商品决不会抢美国人的饭碗。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根本就不是竞争性结构。我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打得很惨烈了。

　　在我国的外贸出口中，一般加工贸易占到了50%以上，其中外资比重超过80%。

　　中国高新技术出口增长很快，引起了美国和欧洲的警觉。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你已经有很高的技术能力了，但90%以上都是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实际上，在美国的IBM、MOTOROLA，欧洲的NOKIA、大型飞机空客380，转移到中国生产，但这并不是中国的技术和产品的结构和能力。

　　笼统地讲IT多少、高新技术多少，好象制造业不错，但这仅仅是中国技术的一个幻景。我们脚踏实地地研究一下，究竟多少高新技术出口是中国企业的？有多少高新技术出口具备高新技术产品的特性？还是很少，因此我国自主创新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中国投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作为选项之一？对外资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燕生：汇率是一个直接的价格调整手段。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就变得越来越贵，进口越便宜，贸易收支就会变化。人民币越贵，拿着资本换人民币资产就会越来越贵，拿着人民币换外国资产就越来越便宜，流进减少，流出增加，国际收支状况就会得到相当改善。

　　但仅靠调整人民币汇率是不够的。目前，像出口退税、两税合一、外汇管制等很多政策，都是与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不匹配的。还有，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融来的美元，怎样用换股方式留在国外，尽可能不要汇到国内，几百亿美元的往里进，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压力会更大。

　　说到底，今后还是内需为本，“内需立国”是基本的战略。过去过于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的政策，应该逐步转为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不要仅仅给外资优惠。因为现在外资越来越多地内销，跟国内企业发生直接竞争关系，而外资受到这么多优惠，国内企业怎么打得过呢？

　　《中国投资》：按您刚才所讲，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挤出周边国家的低水平外资，加大对欧美企业的引进？

　　张燕生：全世界的产业和技术是分层的，真正的核心技术、原始创新的知识产权、高技术、高增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西方发达国家。但直到现在，我们吸引的主要外资是华人资本和周边资本。

　　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商业环境发展到现在，消费市场达到这样一个规模，大型跨国公司愿意来了。应该讲，你不吸引，它也会来，做生意都会追着中国这样大的市场。

　　外资不是雷锋，到中国来就是寻求赢得超额利润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明确，利用外资是手段，目的还是要发展我们自己，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产业竞争力。但过去，我们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始终处理得不太好，现在遇到很多深层次矛盾，实际上反映了这一点。

　　利用外资的转型升级，就是希望来一些大块头的跨国公司，拥有关键技术、关键管理窍门，他们的生产环节越高越好，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第一，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越来越高，本地的生产、技术、服务体系如果仍然维持在一个低水平，怎么能配套和合作？如果没有配套和合作，跨国公司占有了我们的土地和市场，本国产业就没有发展的机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外资管理的很大问题。未来，我们应该使跨国公司发挥更好的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更好地使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参与到跨国在华生产体系当中去，获得成长。

　　《中国投资》：随着利用外资质量的提升，低水平外资将有什么样的趋势？

　　张燕生：随着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随着中国的土地、要素、人民币汇率、进口税、出口退税等政策的调整，在中国的成熟技术、实用技术的一般制造业外资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今后它们有三个选项：一是按照中国发展高新技术的要求，提升技术和附加值的档次；二是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三是向越南、孟加拉、印度转移。

　　如果仍然在东南沿海地区，一般制造业外资的档次必须提升，增值能力不上升，根本呆不住。向中西部转移，也取决于那里的投资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对外销型的制造业来说，交通基础设施、物流网络、配套服务等非常重要。当然，也取决于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国的努力。

　　《中国投资》：部分在华的外资企业滥用知识产权，阻碍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您怎么看？

　　张燕生：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我始终认为，所有对外资的攻击实际上都在批评我们自己。

　　财产权和知识产权作为权利，应该尊重和保护，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准则，不可逾越。什么叫滥用？如果你承认他有这个权利，就不存在滥用。

　　比如美国和中国打知识产权保护，目的是什么？是让音像影视等属于美国软实力的东西进入中国，并且获得商业利润。日本跟中国企业打DVD的知识产权，打的是竞争力，你的核心竞争力中间的技术是我的，不是你的，我要釜底抽薪把这个拿走，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就被拿走了，你就形不成竞争威胁了。

　　反过来，中国要发展，也要尊重财产权和知识产权，构建一个法治的经济，依法从政是基本准绳，这些都不会错。

　　但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穷国和富国之间，对知识产权强调很多，穷国的技术来源、技术模仿、技术进步和扩散怎么办？这就不是你的事情，而是我的事情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印度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做法值得思考。印度在生物医药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不认可这个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承诺尊重这个权利，意味着印度可以公开仿制发达国家任何一个研发出来的新药，只要不把它卖出印度之外。就在自己的人民中间去吃，可不可以呢？这是人家的主权，印度这么做，使人民得到了实惠。

　　现在，印度已经出现了生物医药的跨国公司，拥有比中国强大得多的研发和技术能力。这时，印度要实施其全球化战略，就承诺要尊重生物医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既保护西方的，也保护本国的。

　　所以，现在不是美国滥打知识产权的问题，而完全是我怎么管理的问题，我的手段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应该考虑，如何看待先进技术领域的产权保护，如果是单方面要保护对方的权利，在经济发展时期，我能不能做到，这么做是不是就是合理的。

　　《中国投资》：大型国企到海外上市已有10多年的历史，现在它们越来越倾向于同时到国内A股上市。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变化？

　　张燕生：首先，我们利用外资的目的变了。由过去吸引外汇和资本、技术、管理和人才，到现在，利用外资主要是为了培养和提高我国的全球化综合运作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海外上市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形成全球运作能力。

　　前段时间，纽约交易所总裁来中国，提出“N+H+A”（纽约交易所+香港联交所+上海交易所）的上市方案。就是说，一个好的优质资产，可以同时在A股、H股和N股上市。大家都来竞争一个好企业的优质资产，就形成一个市场机制“优者胜”，谁表现好大家都愿意持有。资产越来越国际化，激励越来越全球化了。

　　目前，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对优质资产有很好的识别和监督。现在，中国企业越来越接受一个开放、越来越高的全球标准。这是一个趋势，从吸引外资的角度也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