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多方关注的“顾雏军案”于11月8日晚7时许宣布暂时休庭，持续了两天的庭审，在法庭调查中，顾雏军全面否认检查机关指控他的四项罪名，同时还把德勤“逼迫”科龙做假账抖搂出来。在庭审中，顾雏军发表了近3个小时“演说”，为自己“喊冤”。他“喊冤”的理由，就是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是得到某些主管部门“特许”。在法庭上，顾雏军是真急了，他不断提及一些政府机构甚至是某某官员的名字。

　　顾雏军案庭审后，新浪网在网民中做了一个小调查，该调查截止到11月19日，“认为顾雏军最终是否被判刑”中，回答“是”的，占87.7%，“否”的为12.5%；在对“德勤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中，回答“是”的，占93.16%，持“否”的为6.84%。

　　虽然这是一个类似“游戏”的小调查，但也反映了人们对“顾雏军案”的普遍态度。

　　据有关消息说，顾雏军案将在近日重新开庭审理。此次开庭，主要是指控方和被告庭上答辩，将更加精彩和有意思，之后，才能对顾雏军案作出判决，顾雏军能否免其牢狱之灾，还得等其判决结果。

　　顾雏军案究竟会怎样，将有法律来决定。

　　但“顾雏军案”所折射出的话题，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具有典型意义的“典型案例”。他留给我们的思考、反省和反思是多方面的。

　　顾雏军被称为“资本玩家”。很显然，对于顾雏军来说，他再怎么能“玩”，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也是“势单力薄”。顾雏军在法庭上为何能理直气壮，在他的逻辑中，他所“玩”的是在政府官员的特许平台上“依规则行事”的。“特许”，客观地说，这是双方都渴望得到的一个“规则”。地方政府肯“特许”是本着支持和发展企业，地方可实现GDP增长，而企业在获取“特许”之后，可“随心所欲”。地方利益和企业利益在“特许”中都得到所需，而法律成为一种“摆设”，其背后是法律和利益的失衡。

　　顾雏军案中，当地一些政府部门给顾雏军打开方便之门，使得双方从中获取各自所需的“运行潜规则”，仅从这一点来说，正是这种“运行潜规则”使得顾雏军成为这一“运行潜规则”的牺牲品和替罪羊。而从市场规则来说，是以社会基本公平为巨大代价的。

　　“特事特办特许”，为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先上车，后买票”，广开绿灯，等等这些，都已成为我们在现实中习以为常的“运作模式”。然而在这种“运作模式”和“运行潜规则”中，“顾雏军案”中一些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如没事人，他们可以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而顾雏军要担的是法律的责任，在顾雏军看来这是客观所为，不是他主观所为。这不能不给我们的官员提个醒，地方政府和官员也应该反省和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地方政府部门在重利、重商、重GDP中，被“忽悠”的是谁，谁更先尊重法律的规范。

　　另一方面，顾雏军全面否认自己的罪名，他“喊冤”，把一切都推到客观上。其实，当一些有了问题的企业和企业家，常常都是先把一切都推到客观上，主观上说得很少，或是就不说，仿佛说的客观越合情合理，越是事实，就可以减少法律的责任，个人就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如虚假注资，顾雏军肯定认为自己“冤”，在他看来类似这样的案例很多，在中国企业内虚假注资仿佛是一“通病”，几乎没有谁认为是什么罪，而顾雏军如不搞“资本”的腾挪，可能也没有谁去管他的“虚假注资”。在法律上，没有“法不择众”。在顾雏军看来，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可能不是他主观所为，而完全是客观所“逼”。其实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今后依法经营中，从主观上最应该反省和反思的，这是一个职业操守的应有责任。

　　从顾雏军案中，我们只有从客观上和主观上认真的反省和反思，才能实现“顾雏军案”庄严审判的真正意义和对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有益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