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就中国的汇率发表了一系列观点。试图从这些观点中得到结论是徒劳的，正如迄今为止围绕汇率的多方表述一样，有争议而无结果。

　　汇率应该怎样市场化，各方唯一的统一认识恐怕只有中国汇率改革的主动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点。去除外界压力不论，对汇率的判断牵涉到不同的金融观、对经济形势的不同判断以及金融理念的不同，周小川与樊纲关于汇率的不同表述可以视作金融学与经济学的对峙。

　　被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誉为“中国宏观领域首屈一指的思想家的”周小川，向来钟情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与央行任务就是维持货币信用的世界银行的普适理念一脉相承。因此，在汇率问题上，周小川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三四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各大银行已具备了足够实力去应对更具弹性的人民币”，就其身份而论，这番话的倾向性已经非常明显。敏感的市场将此理解为暗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将进一步扩大。

　　基于这一理念，周小川提出，中国储蓄率较高，财政状况良好，有条件进行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这很自然让人联想到某些金融界人士主张大幅放开汇率的市场化进程，同时以赢余资产明确地补贴于国民福利的呼声。不过这一呼声可能被周小川的另一个提议所抵销，即顶住通胀压力，继续利用价格机制鼓励能源业的发展，特别是鼓励节能和新能源技术的推进。周小川的风险化解方案是食品价格稳定与正在使用的信贷控制政策。

　　以能源与汇率价格的市场化为日后人民币的市场化定价打下基础并不算错。但“人民币先生”对三个问题恐怕心里不那么踏实，一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到底有多大的抗冲击能力？二是即便放开能源等垄断资源的定价机制在目前体制下是否能够形成均衡的市场价？三是目前货币传导机制失灵的状况是否有改善的可能？用宏观调控之后的喜人数据作为重大改革的论据未免有些冒险。

　　相比周小川，樊纲的表述更像一位经济学家而非金融学家。虽然两人就汇率与国际收支、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就业的关系发表过相近的观点，但樊纲的立足点显然是就业本位而非货币本位。他近期撰文，站在中国就业者的立场上强烈反对美国向中国汇率问题施压，提出如果人民币汇率年升值速度超过5%，将导致中国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数百万民工将悲伤地失去他们的工作。近日他更提出，我国投资过度所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正逐步显现，现在需要着力避免“过热”之后的“过冷”，进而引发经济萧条。

　　在央行与有关统计部门发布的投资报告仍在警示投资过热反弹压力之时，樊纲此言颇有勇气。为控制汇率维持出口，他把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不力的责任推给了利益阶层，“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利率本来是应该变动的，而在中国运用利率手段进行调控，却遇到了太多的阻碍，国有大企业、证券公司、某些部门等等，相关利益人联合起来反对加息，这使得央行很难在经济过热的苗头刚出现时就调整利率”。针对这样的病因，他开出“要遏制潜在的经济过热势头，仅仅靠加息等市场调控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行政手段的配合”的旧药方毫不奇怪。或许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众多就业者的吃饭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货币与金融问题。但樊纲并没有指出如何让就业者吃上更好的饭这一发展性问题，也没有指出如何解决信贷低效率。

　　周小川的建议符合其金融家的身份，但他在通胀方面的冒险很可能使他失去民意支持，导致建立具有独立品格的货币政策的努力功亏一篑，而保证金融机构的独立性这一根本性前提也未见根本性改革。站在经济学的立场，将货币视为经济发展附庸的观点对于货币的独立性是一种根本损害，最终无助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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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