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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信证券一份最新宏观研究报告率先披露，10月份外贸顺差达到238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水平！
在此背景下，11月3日第三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的政策意图终于豁然开朗。
“很明显，本次调控的主要政策导向是解决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流动性，而非传统意义的紧缩宏观经济。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将成为第四季甚至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一大热点，宏观调控似乎将转向这个热点问题，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只是第一步。”国泰君安研究所宏观部经理周克瑜说。
顺差“高烧”再度升温
按照惯例，海关总署将在每月中旬发布当月的进出品数据，而本报8日从中信证券得到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提前获知，10月份外贸顺差再创历史新高。
这份由陈济军、马青和刘可执笔撰写的研究报告表示：“8月份188亿美元，9月份153亿美元，7月份146.1亿美元的单月贸易顺差前三甲被一举超过，我国10月单月贸易顺差一举被提高到了238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水平。”
中信证券认为，造成如此巨额贸易顺差的原因是进口出乎意料的下降。由于货币(综合加权汇率)贬值的效果，滞后反映到了10月份的进口数据当中。
“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已经从8月份的32.8%、9月份的30.2%，一直回落到了10月份的29.6%，控制出口的政策已经发生了作用，但是我们在进口的政策调控方面还存在着滞后，对于刺激进口的政策措施还亟待进一步的加强。”
受强劲的外贸顺差的刺激，人民币汇率也在11月8日创出1美元兑人民币7.8719元的新高。
此时，央行抢在10月份外贸顺差创出历史新高数据之前，提高了央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调控“出手”时机、直指外贸顺差意图不言自明。
调控重心转移
早前瑞士信贷首席经济师陶冬曾预测，在工行上市后，2007年初将会出现新一轮放贷潮，投资再次反弹，宏观调控会半途而废，经济运行重走2006年的轨迹。“现在，货币市场利率实在太低了，央行希望提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防止未来的信贷扩张，这显示出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延续调控的决心之大。”中信建投债券分析师魏琦说。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市场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宏观经济有丝毫紧缩的气氛。当存款准备金率这只“大桶”舀出1600亿元的货币后，市场预期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会再次放出更多的基础货币。上周一，上证指数以一种轻松的姿态收于1884点，再次创出五年新高。
“市场的理解是正确的。与今年四月起开始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比较，本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控的背景不同，因而调控政策意义和指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克瑜说。
本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在经济增速开始降温、投资增速开始下滑，同时在年底流动性增多，外汇储备超万亿美元的背景下推出。“显然，调控的重心和指向从经济过热转向了解决流动性过剩、外汇储备过多的结构问题。”周克瑜说。
本报记者曾在本次调控之前的几天——10月29日，参加了有央行行长助理易纲(易纲新闻,易纲说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夏斌新闻,夏斌说吧)演讲的学术活动。
此次学术活动由樊纲、夏斌主讲，主讲的内容是“如何应对万亿外汇储备”，易纲则在台下倾听四个小时。
这一常规的讲座透露出不同寻常的信息。据参会一家券商人士分析，当天是工行上市后的第二天，当时央行已经拟定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基调，易纲的出场只是倾听学者对于解决货币流动性和外汇储备的预期。
在10月30日后的一周，央行准备金“重斧”终于再次祭出。
解决万亿“外汇储备”的三个撬点
尽管本次调控的政府导向是收缩万亿外汇储备下的流动性，但对于未来源源不断的新增外汇储备却“望而兴叹”！
“从收缩货币流动性来讲，本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只是一种被动选择，更关键的是要从源头上解决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过量的问题，这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周克瑜说。
人民币升值、资本项目下的流出和外储注资已经成为解决万亿外汇储备的三个撬点。
中信证券宏观分析师陈济军认为，从2001年开始到2006年7～8月份，由于美元贬值，我国的加权实际有效汇率是在不断地贬值，正是这一因索导致了10月份的进口增速突然较大幅度的下降。他建议，解决进出口贸易不平衡，需要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刺激出口。
而樊纲则建言，在经常项目下，应该适当提高劳动成本，抓紧时间普及农民工社保。目前农民工社保的覆盖率非常低，现在的社保体系仅限于当地，不能在全国流通，而农民工是流动的。因此，与其更多的调整汇率，不如更多的实施社保。
而在资本项下，要控制企业境外融资。“企业境外融资近几年增加很快，其比例可以适当减少。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利用国内资产，利用国内储蓄，甚至可以想办法鼓励外国人到中国来发行债务，把我们的美元用到国外去。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借款是风险较小的资本流出形式，我们应该鼓励。”樊纲说。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