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到明年初，包括卫生部在内的十几个部委拿不出新一轮医疗改革的具体方案。”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顾昕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近日，发改委和卫生部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公开向社会征集医疗改革的建议和公开招标研究课题。“这至少是一种进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医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孙东东表示。但这也证明，这两个部门还处在征集意见阶段。顾昕教授和孙东东主任作为医疗改革的专家，他们都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过关于医疗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的建议。目前有两大争论焦点还未达成多数一致意见，整体的医改模式还在进一步讨论中。
管理体制说：改变大小倒置局面
“现在很多人谈论医疗改革的时候概念都不清晰。医疗改革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保障体系、医疗管理机制和相关产业管理。后两个是收钱的，前一个是出钱的。后两个管不好，前一个的支出就是无限的。管理先行是必需的。”孙东东主任说。
孙东东建议在医疗管理体制上实行“保小放大”原则。即国家在乡村医疗社区和城镇小医院上多投入多管理，保证医生的收入。让这些基层医院承担基本的医疗服务。像北京三甲医院这样的大医院则成立医疗产业集团进入市场自谋发展，承担高水平高质量的会诊任务。在保证基本医疗机构看病质量的同时，提高基层医疗费用可以报销的比例，降低到大医院看病报销的数额。这些根本制度都解决了，降低药费、提高诊疗费、医药分离都可以实现。
“但我们实行的恰恰是抓大放小的原则。国家对大医院控制得很严，小医院管得很少。”孙主任说，“这如同小舢板和航母的关系一样，小舢板自己出海很容易翻，小舢板放得太多最后航母也拖不动了。应该开始就让大船出去闯荡，他们抗风险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另外，小医院放开会导致私利化，其防病功能部分因为不赚钱就会被弱化，这对于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
“很多基层的小医院，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卖药的收入，国家投入不够，以药养医的状况就无法改观。而像北京协和医院这样的大医院，一年的流水在10亿以上，国家几千万的投入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国家医疗管理机制亟须改变。”
至于相关产业的管理，孙主任认为主要是药品中间商的管理，流通环节大量利润的流失是导致药价居高的一个必然原因。削弱中间环节是当务之急。
他还曾建议国家用以药抵费的方式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即政府采购便宜的药品免费发给医院抵消财政拨款，医院把这些药卖给病人的收入就是医院的收入。逼迫医院开便宜药。但是这个建议最大的阻力来自地方政府。
孙主任说：“地方政府应该为地方基本医疗服务投入资金，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反过来向地方医院收钱。这样也逼得地方医院加大药品的收费，不这样就生存不下去。其实，越到高层的医院，以药养医的比例越低，越到基层越严重。这样的问题还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协和医院卖药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30%左右，但到了乡村医生那，卖药的收入是他总收入的百分之八九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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