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创新，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初步搭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但一些关键之处仍有待进一步改革完善。
分税制留下三点“缺憾”
一是对既得利益的照顾，回避了改革中一些关键环节和主要矛盾。
以1993年为“基数”的“两税”“增量”改革之路，日后几乎所有财税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都纷纷“效仿”，过多“增量”改革路径的选择，回避了改革的一些关键环节和主要矛盾，致使部分改革流于某种“简单形式”上的转换，改革成效打了折扣。
二是政府间事权及财政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够清晰。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在政府间事权划分上，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内外不清”、“上下不明”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问题。时至今日，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上的一些不足，制约着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更有效的构建。
三是过分强调财权而忽略事权调整。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之一，是要适当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权集中度，采取一种“倒轧账”方式，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力规模比例。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过分强调“收入”而忽略“事权”的及时、适当的调整，不知不觉中步入“集权”与“分权”的怪圈。
谨防现行体制向旧体制复归
循着10多年历史轨迹，透过十几年数据和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现行财政体制客观上存在着复归“旧体制”的一些“迹象”。
首先，过多采用“共享税”模式，存有复归“比例分成”的现实。
按照1994年的改革思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逐渐完善中央税与地方税体系，逐步取消非规范的“共享税”。而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我国的地方税体系没有发展壮大。
1994年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种只有3个，即增值税、资源税率和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占税种总数的10%；而目前“共享”税种数量已扩大到12个，占税种总数的3l%；共享税收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也由1994年的55%增至2003年的70%左右，净增约15个百分点；在证券交易税和所得税中的共享比例，中央政府分享比例逐步提高。
近10多年来，一些有可能成为地方预算收入主体的地方税种(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先后改为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同1980年～1993年的改革相比，1994年以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发生了大变化：从财政分权化重新走向财政集权化。从某种角度上来分析，或多或少地有向原来“比例分成”模式复归的倾向。
其次，“小地方税，大转移支付”格局，存有复归“统收统支”的倾向。
随着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数量的增多、共享比例的提高和共享比重的加大，自然而然地弱化了地方税体系。分税制改革以来，一些属于地方的税种，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农业税(含农业特产税)、牧业税等取消，土地增值税、屠宰税、宴席税等税种基本上有名无实，遗产税尚未开征。从数量上看地方税有13个税种，占29个税种的45%，但目前真正属于地方主税种的为营业税(不含铁路、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集中交纳部分)、房产税、契税等。分税制改革初期，地方税约占全国税收总量一般为20%～30%，到2003年这一比重降至10%左右。地方税体系的“缺失”，与分税制改革时所确定的“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并不吻合。
统计显示，以1993年为界，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比重发生了较大变化。到2004年中央政府收支比重偏差高达29%，其背后寓意在于地方政府近l/3财政支出是通过中央政府规模巨大的转移支付来弥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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