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王红领

摘要：在GDP 高增长的同时，国民的个体收益与公共福利严重滞后。廉价劳动力刺激了出口的迅猛扩大，但贸易冲突加剧；庞大的低收入人口，造成内需不足；低人力资本，使产业、企业升级无动力。因此，在高薪下竞争应是更合理的国家目标。而提升农民工、公务员的工资，是可行的政策切入点。

2005 年11 月29 日至12 月1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06 年中国的经济工作提出了八项任务。其中，第一条任务就是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在中国最高层的经济工作部署中，将提高国内居民收入放在首位，是非常醒目的。解读这一高层决策的经济学背景，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选择。

一、什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速度震惊了世界。与此相应，中国居民的个体收益与公共福利却严重滞后。在这期间，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被价格低廉的农民工取代；中国股市却长期低迷，数千万股民损失惨重；有幸取代国有企业职工的农民长期地忍受低工资的煎熬。GDP 增长能否眷顾大多数国民？经济增长是使人与人更和谐，还是加剧贫富差距？

面对这一困境，人们不得不思考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老的话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围绕“目的与手段”就有过深刻的讨论，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提供给国民高水平的生活。

向国民提供高水平的生活，靠什么？要借助运用劳动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率。而生产率又是每单位劳动与资金的产出价值，并且由产品的质量、特征（这两者决定产品价格）以及生产效率来决定的。生产率是人均国民收入的源泉，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生活水平的关键。人力资源的生产率表现在他们的薪水上，而资本的生产率表现在投资人的回报上。国家的高生产率，不仅带来高收入、更多的休闲时间，也创造政府税收、带动公共设施，进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同样，高生产率也使得企业有能力达到健康保险、社会福利、平等工作权和环境保护等严格的社会标准。

二、什么样的国家具有竞争力？

作为一个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国家的竞争力源自廉价与充沛的劳动力。然而，如德国、瑞士、瑞典等西欧国家，不但薪水高，劳动力还长期不足，但经济依然繁荣。东亚的日本，过去由廉价充沛的劳动力起家，最终同样面临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日本企业却能借助自动化取代人工，延续了国际竞争优势。

与西欧和日本相比，借助低廉的劳动成本，依靠低端的技术，粗放式地利用资源，制造初级产品，像这样的国家是不会长时间地维持竞争优势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今天以廉价劳动力被看好的国家，明天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代；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往被认为不经济的、不可能的资源异军突起，同样也让以传统资源见长的国家失去竞争力。

据有关部门预测：2005 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将超过13800 亿美元，与2000 年的4743亿美元相比，增长1.9 倍多。长期以来，以低工资与弱势货币扩张出口规模，但同时又依赖进口精密高层次产品，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模式。它的确为中国争得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但由于包含了廉价劳动力的对外贴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国内需求为代价的，并且降低了国内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与这种模式不同，对中国更为理想的模式应是：出口高生产率的产品，进口国内生产率偏低的产品，从而使国家生产率全面提升。

三、低廉的人力成本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在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假定工资不变、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推进工业化）得到了验证。据广东省总工会2004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2 年到2004 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只上涨了68 元。其实，个人收入增加落后于年平均9％以上GDP 的增长速度的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到民工。被民工替代的城镇职工、乃至国家公职人员的收入，也在日益增长的开销面前力不从心。

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支持，廉价的货币工资压抑了国内高素质的劳动力的积极性，使得“中国制造”难以获得最活跃的高素质劳动力的支持。

当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在给自己国民带来低收入困扰的同时，也不断引发国际贸易争端。中国人用低工资向发达国家提供低廉的产品和劳务，但发达国家的居民在获取消费者剩余之后，又抱怨“中国制造”抢了他们的饭碗，进而对”中国制造”进行制裁。

改革以来中国遵循的低工资、低技术、低附加值和粗放式低水平的经济增长，究竟还能够持续多久？

四、增加工资：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选择

在中国改革中期的宏观调控中，主要面对的是经济过热、供给不足等难题。但目前已经不同，中国正在感受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威胁——内需不足。这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制和困扰。因此，扩大需求已经成为中国宏观决策必须面对的问题。

上届政府扩大内需，是从加大投资需求入手的。而“十一五”期间的扩大内需，是从消费入手的。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体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高居民收入放在首位的政策选择上。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战略部署, 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

当然，提高工资会增加劳动成本，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成本的提高肯定会降低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对此，笔者想指出的是：如果一个企业只能在低工资成本下存活于市场，那么它被淘汰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防止生产过剩的大面积发生，不仅要扩大消费，同时还要消除无效供给——那些资源配置低效率、不能通过技术提高拓展赢利空间的企业，应被淘汰出局。这应被看作社会技术进步的理性选择。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提高工资的思路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首先，它可以刺激国内需求，缓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提高数千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对于激活农村市场，缓解生产过剩的压力，乃至解决“三农问题”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已有的国际经验表明：在传统的农业框架内，无论对农业采取什么样的优惠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惟一的出路就是工业化。而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对于缓解“民工荒”的压力，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其次，提高工资带来的压力：一方面可以迫使资本放弃超过它应得的那部分收益，另一方面迫使企业技术升级，从而整体上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从而为工资的进一步提高创造空间。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努力开发新产品，是可以实现工资提高与企业赢利增加的双赢结果的--“在高薪下的竞争是一个更合理的国家目标”。

最后，从整体上提高中国的工资水平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内劳动力价格回归到合理均衡的价格水平，可以将国际贸易中的“对外贴现”留在国内，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五、创造支撑生产力提高的环境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大小也不再由先天继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如果一国选择了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比如，升级本国全体国民的能力，对各种专业化设施进行投资，使商业运行更有效率，等等，它就选择了繁荣；相反，如果一国容忍破坏生产力的政策存在，或者教育体系只为少数人服务，就限制了本国财富的增加，也就选择了贫穷。

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应是尽力创造一个支撑生产力提高的环境。这里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该在确保强有力的竞争、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等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政府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竞争环境，例如，当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在工资谈判上难以抗衡资本的压力时，政府有必要给予支持。据报道，南京市政府已经出台政策：连续三年赢利的企业，必须增加职工的工资。这是一个极有建设性的尝试，值得在中国更多的地区、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推广。在近期，政府有必要按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幅度地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立法的形式迫使企业提高劳动成本。在立法的同时，加大执法的稽查力度是非常必要的。以往的经验表明，在劳资纠纷中存在着相当多的雇主侵蚀劳动者法定权益的行为。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不可能长期被侵蚀。农村市场低迷、“民工荒”只是这个群体无声的抗争，如果他们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肯定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以往劳动者权益保护执法稽查是由官方的劳动监察部门执行的，但国际经验表明，民间的、中立的机构完成这项使命的效率会更高。

最后，笔者有必要指出的是：提高工资，并非只是针对农民工这个群体，GDP的增长理应惠及全体居民。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带动全社会工资水平的上升，应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战略举措。此外，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有必要加大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基础教育领域的支出。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推动国内居民的消费热情。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