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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报：《物权法》从开始酝酿至今已有8年时间，为什么这部法律的出台如此艰难？
梅夏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1998年，社科院开始做《物权法》的课题，至今酝酿了8年。民法主要适用于市场经济社会，我们必须要完善民法的立法体系。当时合同法准备正式颁布实施，接下来就应该是《物权法》了，《合同法》是中国比较容易统一的一部法律，而《物权法》由于涉及到国家基本制度，政治色彩比较浓厚，所以立法时间就很长。另外，它也是理论上比较深奥、比较难理解的法律。
中国房地产报：这部法律借鉴了国外的多少经验？
梅夏英：中国没有这个原理的基础，所以得从国外借鉴80%以上。概念、体系和原理基本上来自德国。用别人的技术来调整我们的关系。但与西方国家通过私有财产彰显人的自由、尊严和平等不同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强调过个人财产，尤其是近几十年来。
中国房地产报：《物权法》的诞生能给现实带来什么样的意义？
梅夏英：《物权法》作为一部基本性的法律颁布，无疑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只解决人们的财产关系和市场中交易的权利归属问题，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可以说社会问题它一个都解决不了，包括国有财产流失、贫富分化等。它只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权利主体和权利归属问题。不能夸大《物权法》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物权法》解决不了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它只是解决一个抽象的私有权，抽象的财产往来问题。它不管财产是谁的，只解决所有权人确定的情况下财产往来问题。所以我觉得《物权法》的意义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有一整套游戏规则，缺了《物权法》不行。
中国房地产报：那么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应该如何保护？
梅夏英：要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光依赖《物权法》是解决不了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应该如何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这就是一个文化课题了，大有学问，要用很高的智慧来解决。比如可以用《国有资产保护法》保护国有资产。
中国房地产报：《物权法》如何处理“公共利益”？
梅夏英：一是要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二是要完善程序。公共利益就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比如开发商和政府要征地，要举行听证会，还要有明确的补偿标准，但《物权法》是基本法，不会规定具体补偿标准。
公共利益难界定之处在于，政府要在某处征地，开发商拿到这块地盖房子挣钱，是为了集团利益，但是事实上也有公共利益性质，因为这个项目是政府规划的，所以这种事情就得要论证，走司法程序。
中国房地产报：有人认为在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出台《物权法》是冒进的？
梅夏英：那是不了解《物权法》，有很多东西是要靠其他法律去调整的。如果对所有权人产生纠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财产在谁手上，大家都不能动，除非用合法手段。社会财产才能有个基本秩序。哪怕是非法所得，但别人也不能乱抢，它虽然不保护非法财产，但在占有的意义上它是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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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夏英：《物权法》的意义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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