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起飞经济而言，不仅10%左右GDP高速增长是正常的，而且较高的投资率、货币投放速度、物价增长速度都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数据是抽象的，统计又有较大误差，因此政府在未来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更加谨慎。
医生医治的病例越多经验越丰富，而经济学家却没那么幸运，一生能全面观察一国一个阶段的经济就很难得了。所有医生诊病前都先询问患者年龄，因为不同年龄的患者脉搏血压等指标有不同表现；而经济学家中却很少人喜欢研究历史，常常热衷于学习发达成熟市场经济的标准，把“起飞经济”的每一颗青春痘都当毒瘤来医治。
历史的惊人相似
2002年，曾经有人到处说中国经济将面临“危机”，马上进入“下降通道”，主要理由是：连续二十年超过8%的高速增长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本来应该被贻笑大方的观点，在当时的证券投资界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轻信者之所以被吓倒，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历史上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各项指标的了解。
比如：美国经济成长最快的年份是一战和二战期间，其中1913-1920年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平均高达12%；1939-1945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6%；1945-1970年长达25年的时间里，美国国民收入仍然能够维持6%-7%的年均增长率。日本在整个1950年代的工业产出年增长率高达17%，1960年代工业产出仍然保持了平均13%的年增长率。在1956-1970年这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3.2倍，年平均增长10%；工矿业生产年平均增长了15%。同时代的联邦德国也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1951到1966年，GDP实际增长两倍，年平均递增7.1%。
2003年、2004年，又一组貌似惊人的统计数据把那些没有历史观的经济学者吓得毛骨悚然：中国占全球原油消耗量的7%，煤炭消耗量的31%，铁矿石消耗量的30%，钢材消耗量的27%，铝消耗量的25%和全球水泥消耗量的40%。庸俗经济学家们在各种场合不断重复着这几个数字，并要求政府采取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可是一轮轮调控政策过去之后，到2005年、2006年中国经济消耗的上述比例数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增加。事实上，学者们只要稍微翻阅一下经济史书就可以发现：1850年英国消耗的铁矿石占全球消耗量的60%以上，消耗的煤炭占全球70%以上。1920年，美国的生铁产量占英、美、法、德、日五国总产量的67%，1946年这个比例高达75%。1920年美国人消耗的煤炭占五国总量的62%，直到1950年这一比重才下降到50%。就如同青春期长身体的孩子需要增加食物量，大国工业化阶段、世界加工厂不就是意味着这样的资源消耗比例吗？家穷、没钱为孩子成长提供足够的营养是一码事，但不能因此批评孩子吃得多。
2006年上半年中国消费物价指数增长只有1.2%，可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却连续三年超过20%，M2增长率超过18%，再次成为调控的理由。
就固定资产投资率而言，日本经济1956年开始“起飞”当年的企业设备投资增长率达39%。而且直到1961年，除了处于危机的1958年外，设备投资年年大幅增长：1957年25.1%、1959年16.9%、1960年40.9%、1961年36.8%。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大量的道路交通设施、房地产等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代表企业生产设备投资的同等速度。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设备投资增长率远低于同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更远远低于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
就信贷增长率而言，中国的银行信贷增长速度也远低于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当时，日本企业大规模投资资金的70%左右来自银行借款、发行股票和公司债，甚至有很多日本银行“超贷”，企业“超贷”。幸亏当时日本政府只想着推动经济增长、没有患“起飞恐惧症”，否则一旦发现哪个指标高了就拼命紧缩，日本人也许会错过最好的发展时机。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黄金、白银流入造成的货币增长率，二战以后黄金流向美国的速度以及美元的发行速度，澳大利亚1960年代海外投资的疯狂进入造成的货币总量增长率，都远远高于中国16%-20%左右的M2增长率。
总之，对于任何起飞经济而言，不仅10%左右GDP高速增长是正常的，而且较高的投资率、货币投放速度、物价增长速度都是不可避免的。
数据是合理的
一个国家的制度演进、人口结构、资源禀赋、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带来经济的起飞。就中国而言，经济制度改革所蕴含的经济增长动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完；充满活力的人口结构至少到2035年以前都不会得到改变；自然资源禀赋只有在封闭经济背景下才会形成真正的约束，在开放经济下，全球的自然资源禀赋都可以通过比较优势下的商业交换予以满足，并同时增加其他国家的福利；在跨过人均储蓄1000美元的“资金双缺口”、“贫困陷阱”门槛之后，中国的高额居民储蓄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保证；从引进技术到培育自主创新技术，必将在制度、人口、资源、资本等要素之外，为中国经济增长培育新的动力源泉。
那么，这样的历史阶段，什么样的经济指标是符合中国经济内在要求呢？
从历史经验来看，10%左右的GDP增长率是正常的、可以承受的。中国在1983-1988年6年中，除了1986年GDP增长率8.8%之外，其余年份GDP增长率都超过10%，其中1985的GDP增长率高达15%。之后除了1989、1990年受通胀以及政治动荡影响和1998、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速较低之外，其余年份增长率都在8%以上。即使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考虑到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人的实际失业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大量储蓄资本仍然没有发挥作用；考虑汇率低估因素，中国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增长速度，事实上远低于中国商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因此，10%的GDP增速绝对不意味着经济过热，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内在要求。
M2增长速度从2000年12.3%增至2006年上半年18.43%。从增长速度分析，20%以内的增长速度都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国民经济中自给自足的部分减少，商品化和货币化的活动增加，居民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货币化的程度提高，人民币海内外持有需求增加等因素，M2增长率即使略高于20%也是合理的。
2000年到200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是9.3%、12.1%、16.1%、26.7%、25.8%、25.7%，2006年上半年是29.8%。这种持续增长的趋势不仅是经济上升周期性的表现，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经济历史阶段性的时代特征：包括道路、港口、能源建设等基本建设投资、人口城市化过程的商业地产和住宅建设投资、工业化过程中的设备投资等等。考虑到10%左右的国内需求增长速度，20%-30%的出口需求增速，生产能力每年至少要增长15%以上；再考虑到中国当前8万公里铁路总长与100年前美国39万公里铁路的巨大差距，考虑到中国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国家战略、滨海新区战略和振兴东北以及中西部战略，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维持在20%-30%以上是完全必要的。
至于物价指标，中国1988年、1989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分别高达18.8%和18%。1998-2003年的通货紧缩时代，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在-1.4%到+1.2%之间波动；2004年上升到3.9%之后，逐年下降，2006年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1.2%。历史的对比表明，中国的物价指数上涨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了。正是因为5年来中国的物价增长率、工资增长率低于全球物价上涨水平，而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持续高于全球水平，所以才造成中国商品和全生产要素的低估，并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未来执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保持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促进中国经济外部均衡的必要举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