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为世人所公认。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但是，中国经济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还有许多体制性的困难需要克服。日本《世界周报》杂志5日一期刊登题为“量的跃进——中国经济的成长和脆弱体制”的署名文章，就此进行了分析。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经济量的跃进已是不争的事实，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周边各国的经济活动，同时也不断扩大着以自身为中心的经济圈外沿。正因为如此，像日本这样的“周边国家”才不能无视眼前这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同时也不能无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所造成的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体制的脆弱性。
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量”的飞跃，在中国经济中可以说不胜枚举，但这光鲜的表皮下，却包裹着一个脆弱的体制。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固定设备投资、出口、房地产投资以及水泥、铝钢铁等产业过于庞大的生产能力。此外还存在社会福利体系薄弱、储蓄过剩、消费萎靡等很多问题。
不仅如此，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随之走高，但工业制品的价格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这就造成了生产领域的上游通货膨胀、下游通货紧缩的状况。其结果就是企业的利润被一点点地榨干。对于制造业来说，与其他产业交易的条件也逐步恶化，中国经济体制所包含的不平衡因素导致了许多问题。
中国国内对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不断增加，从各个邻国进口相关零件和原材料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大，生产出来的产品又从中国出口到了欧美。所以，中国对亚洲各国的贸易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对欧美的贸易顺差在持续地急速增长。在欧美眼里，中国和亚洲(包括日本)是“一奶同胞”，对人民币的恶评实际上就是对亚洲货币全体的恶评。
中国经济体制问题，不光是在国内，在对外经济活动上也存在很多不平衡的地方。在内外不平衡的相互拉动下，伴随着中国经济“量”的跃进，不均衡的状况也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整体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正不断积累，其结果就是外汇储备不断膨胀，结果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投资等泡沫产业。
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现象，不平衡的状况会在经济的各个层面相互影响。而这种连锁的不均衡状况又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不断显现。
收入再分配制度亟待改革
在经济发展和发达的过程中，无论是哪个国家，多多少少都要兴起一些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在多大范围内以多快的速度发展，则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而中产阶级的兴旺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纳税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就会促进中产阶级创造产值。而当分配政策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中产阶级的积极性就会相应受挫。
据认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尚未充分发挥主动性，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国的税制累进性很小，尤其是对富裕阶层的资产把握不充分。中国有一个说法：占中国0.6%的人口掌握着中国个人财产中的60%。这个数字甚至比一部分专家估计的还要保守。
此外，中国拥有多个收入源的人很多，要掌握他们的收入绝非易事。因此，征税透明易行的外资企业就成了中国的纳税大户。
无论怎么说，这些现实都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至少要引进一套完善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其中第一步就是要完善税收制度。在完善各项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妥当地处理一些随之产生的社会矛盾。
在引进收入再分配制度之前，首先要让那些新富们相信，政府会保障他们所拥有的合法财产，因此需要先制定一套完善的财产权益保障制度。为了让中国经济量的跃进从不稳定转为稳定，今后中国政府还要相继引进、制定和改革经济体制方面的好多制度。这些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按部就班和循序渐进才是根本。
此前，中国经济在存在许多体制和机构不平衡的状态下，偏重追求量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是因为土地和金融这两张王牌都稳稳地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无论经济活动产生了多么大的矛盾，造成了多么多的债务，最终政府还是能通过土地和金融两种手段化险为夷。
最近，中国政府也开始在这两个主要管理领域逐渐引进自由化机制。换言之，中国经济一场由量变到质变的实验剧马上就将上演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