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概念在被偷换之后，有可能成为一块糟糕之极的遮羞布。目前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新国资概念适时而起。国企是进是退，如何进、如何退，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新国资概念包藏着怎样的内涵，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

　　上周五参加天强管理顾问公司七周年庆典，对于有体制改革专家提出的新国资概念过耳难忘，更难忘的是他对新国资的理解：非生产功能的新生国资，以及他以长三角遍地存在的开发区、普遍存在的国有开发公司、投资公司作为例证，并且信心满怀的样子。

　　这位专家长于研究国企转制，自然言之有据，可惜，未必合理。早在国资委成立之初，就有人提出过新国资的概念，但基本是从国资管理体制方面而言的。如张文魁先生认为，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准分级所有”，实质是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产权，促进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的理顺。辅之以现实层面的操作，就是不同规模国企的进退问题，以及国企产权的合法转让、董事会等国企制度方面的变更。

　　目前新国资的概念，却是在国企制造业之路顺极而变的时刻发生，通过转向投资类管理公司，直接由国资掌握资本市场的配置权，通过金融市场调控所有的行业与项目。国资的调控能力更强了，国资不是退出，而是全面进军。这是国企掌握了主要的自然资源之后，合乎逻辑的利益演进步伐。

　　其实这也不新鲜，所谓的国投公司哪里没有，在QFII进场之前，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大多是国字号企业，它们同时频频现身于房地产市场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但迄今为止，在资本市场的国资的表现正与其在制造业领域的表现相同，绝不能认为已经达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有确切的数据证明央企利润的增加是加强了对产业链上游资源垄断的结果，而一年半以前开始的股改也证明，那些国字号的金融机构并未起到与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相匹配的作用。在国企内部市场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如果国资全面掌握资本配置权，其效率如何保证，其道德风险如何预防？

　　当新国资与开发区、投资管理公司纠缠在一起，就难以摆脱以地生财、以资生财的现成利益路径。近日媒体披露《重庆政府9亿变相担保调查》，就是以开发区土地、信托公司与地方财政作载体的地方投资路径，可以说，只要地方政府继续以开发区与地产的形式进行经营城市的努力，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关于加强宏观调控整顿和规范各类打捆贷款的通知》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就会形同虚设。

　　诚然，如重庆两路工业园区项目管委会负责人以及重庆渝北区部分官员所指出的，政府参与投资不一定会在短期内引发什么风险，甚至在地价上涨后，政府还存在盈利空间。但从长远来看，政府正在成为危险的角色。他们成为投资公司与地产公司的大老板，助长了经济的低效扩张（如果把环境及社会代价也包括在内），如果这一模式受到肯定，那么，中国的经济过热将无法得到根治。一旦工业园基建完成之后的地价无法如期升值，对于地方财政将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一风险已经体现于长三角等开发区盛行的核心地带。

　　温总理9月4日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批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一些地方政府还在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以新国资名义进行的种种活动，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形式上是老国资盈利模式进行了行业性转移，但并非不与民争利，而是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在根本上与民争利。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工商联副会长杨建文认为，国企在制造业发展过顺，形成以资源垄断获得暴利的路径依赖，亟须反思。反思应该促人警醒，而不是在新概念的名义下，继续垄断资源干预经济，继续与民争利。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