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五”至今，我国一直强调鼓励消费，扩大内需，扩大消费一直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从近几年的实践看，尽管刺激消费的措施较多，效果却并不明显。这十年间消费增长仍慢于同期GDP增长，消费率不升反降。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我国消费总是处于“启而不动”的状态呢？
许多文献分析了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城乡二元分化格局下，农民收入增长慢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
第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造成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造成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二是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也造成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居民预期收入下降、预期支出增加，忧患意识导致其储蓄倾向过高，弱化了即期消费。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政府对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没有跟上，社会保障体系缺欠，农民消费预期萎缩得尤其严重。
第三，历史和文化传统及人口结构造成我国“低消费、高储蓄”的特有现象。从收入的用途来看，不是消费就是储蓄。消费和储蓄是居民收入中此消彼涨的两项组成。对于居民而言，消费决策同时也就是储蓄决策，二者是等价的。因而“低消费”和“高储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东方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并将文化因素，特别是儒家文化归结为影响消费和储蓄分配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人口结构对消费和储蓄比例也有影响。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自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缓步上升态势。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人口中，15至5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8.70%，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提高了1.86个百分点。这一人口结构变化被称为“人口红利”，是构成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一个重要解释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自二十世纪70年代，我国一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人口结构对“低消费、高储蓄”的影响。这一人口政策一方面使15岁以下的人口同劳动人口的比率从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2005年的0.3，另一方面颠覆了我国传统的子女赡养父母的家庭养老模式，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而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第四，居民有效需求的实现还受到消费环境的制约。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还受到消费环境的制约。消费环境既包括消费政策、商业信用等软环境，也包括消费行为赖以实现的必要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
从以上概括的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来看，我国扩大消费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经济增长实现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双驱动将需要较长的时间。
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低消费”将在较长时期存在。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和城市化持续推进的阶段。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但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则趋于稳定。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或重化工业阶段。按照国际经验，在我国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消费率逐步走低的趋势是必要的。有专家预计，我国到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因此，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前，消费率仍将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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