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我认为亚行此次发布的是华而不实的取宠报告，让人非常疑惑。理由如下：

其一，国企性质未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维迎与周其仁等就在《经济研究》上讨论过国企的性质问题。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另一种说法，按照周其仁的说法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全民所有制企业就再不被提及，但不被提及不意味着全民所有的事实会有所改变。这就意味着“国企”这一称呼实际上并不确切，国家的行政机构是一个代理的角色，而国资委与财政部是代理机构的分支机构而已。所以亚行认为国企要向国家分红，把利润缴给财政部的做法，恐怕先要问一问人大是不是同意吧。

其二，调控宏观经济没有效果的原因有很多，投资过热尤其是基建投资过热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尽管数据显示这一原因所占比重较大，但调控经济是一系列措施的综合运用，只是治“投资热”是头痛医头的做法。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时机都会影响调控效果，而政府频频使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会影响市场参与者对经济形成稳定的预期，进而也会阻碍政策效果，加上政策本身的时滞效应，目前的宏观调控不见效恐怕不能简单归于投资方面。再则调控手段的多样化也很重要，例如胡舒立就指出：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给地方政府以适当的财政激励，完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等，也是值得考虑的选择。

其三，亚行建言说这些分红国家拿了之后可以投在公共事业领域，例如教育卫生等支出上。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好建议，但其实并不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今年3月份的一份《中国公共支出面临的挑战———通往更有效和公平之路》的报告指出了中国当前公共支出效率低下的事实，该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在公共开支上“行政支出所占比重较高，约为预算内支出的五分之一，其中大部分用于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年间，政府投资和行政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双双提高”。如果在目前的政府效率没有得到改进之前，将更多的钱交给政府是一种好的选择吗？亚行的经济学家大概也犯了拍脑袋的毛病了。

综上所述，亚行的建议并不可取。这不仅因为分红主体不对，更因为将“红利”分给不对的主体之后，可能造成目前的宏观经济更难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