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涛】

　　在对医疗机构正常的商业赞助、捐赠与商业贿赂之间，需要有明确的规范，以划清界限。现在，针对这一规范，卫生部正在酝酿中。

　　对于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而言，现在正是“敏感期”，每个政策的出台都扣人心弦。

　　8月27日上午，卫生部治贿办主任毛群安，在“反商业贿赂高峰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卫生部正在抓紧时间，制定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接受捐赠和赞助的管理办法。

　　话音一落，台下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的代表就高高举起手，询问这个“办法”所规范的对象、内容和形式。

　　显然，关于这一话题每一个官方的说法，都值得医疗机构和企业“竖起耳朵”来听。

　　好赞助 坏赞助

　　辉瑞集团的代表听到的显然是“利好”消息。毛群安说：“欢迎医药企业资助医疗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事实上，医药企业资助医疗机构进行学术交流，以及其他一些捐赠行为，是医药企业很常见的行为，但这往往会变成一种营销手段，而这样一种手段经常会被跨国公司利用。

　　“这样的方式能够向医生传达最新的药品性能及其相关知识，起到教育医生的作用。这对医疗机构的科研帮助也很大。”武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芳玲说。

　　而医院也非常需要这样的捐赠和赞助。据统计，公立医院财政拨款还显不足，一般只占到医院收入的5%。因而，如果有医药企业能赞助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医疗机构求之不得。

　　“不过，对于国内的医药企业而言，‘赞助’并不局限在这个层面。”浙江一位叫陈廷的医药代表说。他一直在卫生系统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做医药代表。

　　陈说，国内医药企业研发能力低，大多产品都是仿制药，靠着给医生、医院“好处”来互相竞争。这些“好处”除了众所周知的“回扣”之外，也包括“赞助”。

　　“相对于回扣，这些赞助更加公开。”陈说，“一种药允许进医院后，医药代表一般要向医院交5000~7000元的赞助费，抗生素则高达3万元。这些赞助一般被用作奖金，或其他活动经费。”

　　陈说，对于这些赞助，医院会给医药代表开个收据，但是否入账，外人不得而知。

　　“也有的时候医药企业给医院的是学术赞助资金。但实际上可能是赞助了院长的孩子去国外留学。”江苏一名医生说，并且再三要求记者为其保密身份。

　　鉴于此，毛群安说，对于这些赞助，违法还是合法的界限难以区分，所以要力求让这种行为公开、透明，符合法律规范，以杜绝以资助为名的不正当交易行为。

　　擦边球

　　毛群安的回答，显然还有些不够明确。

　　“这种行为会不会将原来的非法行为合法化，使之成为变相的行贿受贿？还有，会不会引发捐赠攀比，以吸引医疗机构用药？”一位女士如此发问。她来自执法系统。

　　她的这种疑问不无道理。虽然反商业贿赂的力度很大，但是，“擦边球”依旧层出不穷。

　　“虽然各个地方都有规定，医药代表不许和医院接触，但这个规定实行起来就变了味。我认识的一个医药代表和医生关系很好，前一阵医生就对她说，‘你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的账两个月一结’。你看，照样会有回扣，和以前一样，不过是地上变成了地下。”陈廷举例说。在他看来，这个《办法》会给出更多规范，但同时，也可能给出更多的灰色地带。

　　卫生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毛群安表示，卫生部正在积极地征求各方意见。在9月末还会召开一次会议，邀请医药企业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长效机制

　　作为医药代表的一员，陈廷觉得，是各种制度漏洞和潜规则逼着这行“越来越黑”。

　　“政府和媒体把板子都打在医药代表身上，实在很不公平。”他说，“拿药厂来说，现在很多药厂在药品的研发上不舍得花钱，在回扣时却毫不吝啬。疗效都差不多，医生们关心的是哪个药给的回扣和赞助高，谁也不用回扣低的药。我们只好较着劲地给回扣。医院有些活动，或者盖大楼，伸手要赞助我们也不敢不给。”

　　在他看来，这样的做法不仅损害了患者利益，损毁了医院形象，还不利于中国医药工业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郑超愚教授则认为，现在的医疗反商业贿赂措施都放在医疗服务供应方的自律方面，而患者作为需求方应该有权知道更多信息。比方说药品的真实价格等等。

　　与毛群安强调的捐赠程序的公开透明相比，郑超愚更强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医疗信息透明：“现在信息技术很发达，完全有可能做到信息透明，要让患者自己去比较各个医院的医疗服务。”

　　“在制度层面之外，还要关注医生群体的信仰和道德状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说，“我希望大家都思考一下，为什么在‘SARS’来袭的时候，医生是‘白衣天使’，而现在是‘白蛇’。”

　　业界医药代表称不会受影响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反商业贿赂力度是很大，风声是很紧，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些老医药代表。”浙江的医药代表陈廷说。他做医药代表已经很多年了。

　　自从政府要求医药代表禁止进入医院以来，老医药代表的生意似乎做得更稳了。“不会有新医药代表来竞争。医生看见那些拿着大包的新医药代表都躲得远远的，怕有风险。”陈说。

　　而他仍然和各个医院的院长、临床主任保持密切联系。隔三岔五吃饭时，也会“评估”一下现在的医疗反商业贿赂和医疗改革的政策。

　　“都在评点问题出在哪里，但拿钱的时候也照样要拿。”陈廷说。

　　即使风声很紧，政策不断出台，陈廷也仍然能如鱼得水。

　　比方说，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就没有切断医院和药品采购之间的利益关系。

　　“我们现在要进行两次攻关。”陈廷说。

　　在他所代理的药品进入政府招标目录前，他会逐一和各个医院的药剂科科长打招呼——当然，同时也会给些好处。这些药剂科科长要参与政府招标项目的讨论，因而也掌握着药品进入医院资格的生杀大权。

　　即使进入了招标项目，也只是意味有进入医院的资格。之后，要让医院用药，医药代表还是要打通各种关节。

　　“第一步是拿药到药剂科长那里去登记。”陈廷说，“不是科长的熟人或者熟人请托的，就很困难。”当然，即使有熟人关系，钱也是必要的。一般的药会给2000~3000元，抗生素则会给到1万元左右。

　　“接下来，要通过药事委员会审批。”在这一环节中，临床主任和院长就十分关键。“一般药品，请临床主任开个《用药申请报告》需要1000元，抗生素还需和院长商量，给1万元左右。”

　　审批成功之后，需要交一笔赞助费。普通药所给的赞助5000~7000元，抗生素高达3万元。医院会将这笔费用用作奖金或其他活动经费。

　　“药方信息中心的统方员那里也要每个月塞200元。”陈说。每个医生开多少药，在药方信息中心记录得非常详细。医药代表通过统方员的统计开给医生回扣。

　　而每个医生每支药会拿零售价20%~30%的回扣。在医院各科室的会议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项目，是哪个医药代表给的回扣更多。

　　陈廷还详细剖析了高额药费，最后流入了哪些人的口袋。

　　“国家定为零售价100元的药品，成本一般不到1/10。”陈廷举例说。

　　一般药品批发价是零售价除以1.15。医院的进价又会便宜一点，是批发价的75%到80%。当地医药公司又会拿走批发价的5%作利润。为了逃税，有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医药代表，会找内陆不发达地区的医药公司代开发票，并给批发价5%作酬劳。

　　因而以患者零售价100元的药品为例，实际的成本可能只是10元不到，但批发价是87元。医院的进价最高只需70元，能有30元的利润空间。当地医药公司和代开发票的医药公司都能得到4.3元。剩下的61元中，医药代表的进药成本约6到10元。剩余的50多元，就是支付各种灰色开销了，其中有20~30元是给医生的回扣，之外还有打点药剂科科长、院长、临床主任的费用。

　　陈廷介绍，当医药企业彼此之间竞争到回扣不能再加的程度时，药厂会将老药重新换个新包装或者更新剂型。这样的药品到市场上零售价又能涨很多。

　　如今利用这种方式推高药品价格的药厂不在少数。据统计，2005年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新药达1113个，同时，药监局每年批准1万多个药品注册申请事项。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共批准81个新药上市。

　　“所以我建议病人去医院开了方子之后，不要在医院拿药。去外面的药房会便宜很多。”陈廷说，“一般药房的利润不过30%，一些平价药房利润只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