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国松】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思想史、中国司法体制改革

　　“这样的诉讼，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报复，特别是查封、冻结个人财产，是更加严厉的行为。”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一个新闻侵权的诉讼案件，无论怎样，也不会赔偿天价的数额，对此，法院应当有一个起码的判断。”

　　张卫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

　　“如果财产保全的目的是为了对记者进行威胁、惩戒，这种做法就失去了正当性基础。”

　　原告好像有一种潜在的意图

　　《21世纪》：鸿富锦公司这种故意避开记者所在的新闻媒体，而径直向力量较弱的记者发难的行为，其目的何在？

　　杨立新：从法律上说，原告起诉记者，不起诉谁，是他的权利。问题是，不起诉媒体，只起诉记者，索赔金额巨大，并且采取财产保全，查封记者个人的财产，从中可以看出，原告好像有一种潜在的意图。

　　贺卫方：原告这么大的企业，应当熟悉中国大陆法律，知道记者在履行职务时享有事实上的豁免权，但他不选择媒体而专门找记者，将矛头指向媒体从业者个人。

　　同时，3000万元也是记者个人没有能力赔偿的，即使胜诉了也没有意义，完全是一致威胁性的诉讼，让对方感到极度紧张。

　　所以，这样的诉讼，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报复，特别是查封、冻结个人财产，是更加严厉的行为，不仅使记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困扰，而且处在极度的压力之中。

　　《21世纪》：如何看待原告的这种做法？

　　张卫平：作为新闻报道引起的名誉侵权，即使有责任，也应当由媒体承担，甚至可以说记者就没有责任，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对职务行为，撇开主要责任者，对记者个人提起数额巨大的民事赔偿诉讼，并且查封私人财产，是明显不妥当的。

　　杨立新：其实，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如果记者属于一个媒体，那么，这个记者与职务相关的采访、报道就是媒体的行为，这是一个通例。颠倒这样的关系，在新闻侵权诉讼中，所谓的“受害人”直接起诉记者本人，而且在给记者所在媒体的律师函中，专门指出并没有起诉媒体，似乎就是要针对记者进行“报复式” 的起诉，至少在主观上并不是善意的。

　　贺卫方：现在外界对这个诉讼的反应是一片谴责。这使我很费解：如果一件事出来后的结果，听到的全是谴责和控诉声，作为企业家，当初怎么做出这样一个决策呢？这种极其不明智的行为，将会进一步恶化自己的商业信誉，对企业的形象、公信力可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对天价标的，法院应有起码的判断

　　《21世纪》：深圳中院根据原告鸿富锦公司的申请，做出查封两名记者个人财产的民事裁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裁定是否合适？

　　杨立新：原告在提起具有经济赔偿性质的民事诉讼时，请求进行财产保全，法院应其请求裁定对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是有法可依的。但是，在新闻侵权案件中，对记者个人提出天价的索赔请求，同时对个人查封天价的财产(法院裁定查封、冻结两记者的财产为3000万元上限)，除了原告自己曾经在台湾做过之外，还没有过别的先例。

　　作为法院，应当对原告的财产保全请求进行审查，对于一个新闻侵权的诉讼案件，无论怎样，也不会赔偿天价的数额，对此，法院应当有一个起码的判断。未经斟酌，就做出这样的财产保全裁定，法院是不慎重的。

　　张卫平：首先，这是一起名誉侵权案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名誉侵权案件上的赔偿是非常有限的；其次，一部分民事诉讼之所以要进行财产保全，目的是为了使案件判决后能够得到执行。

　　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虽然不是很细致，但并不是说只要原告申请并提供担保，法院就可以不加任何审查的查封、冻结被告人财产，关键是进行财产保全有没有必要。如果认为有必要，即使你提供了财产担保，法院也会拒绝进行财产保全。

　　什么是有必要？比如：被告正在转移财产，或者有很大的可能要转移财产，最后判决无法执行，一般只限于紧急情况下，像追债、欺诈案件等。

　　作为名誉侵权案件，最重要的是报道有没有给你造成名誉上的伤害以及如何纠正，更多的属于精神赔偿的范畴，至于赔偿多少，是否予以赔偿，则是次要的问题。

　　但这起案件却出现了一个荒唐现象——如果责任成立，判决赔偿3000万，记者个人是没有能力执行的，判决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即使查封了被告自主的房产、汽车、银行存款，也是微不足道，远远不足以赔偿原告的损失；如果判决赔偿的数额不大，也就没有采取财产保全的必要。

　　作为法院，应当思考一下，因记者履行职务所引起的名誉侵权案件，查封、冻结个人财产，究竟是为了保障判决的执行，还是把它作为满足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一种威胁、一种临时性惩戒而采取的措施？

　　如果财产保全的目的是为了对记者进行威胁、惩戒，这种做法就失去了正当性基础。很显然，两个记者作为个人，不可能有多少财产，他们能转移什么呢？又能对原告造成多大的损失呢？

　　《21世纪》：法院的这一裁定，可能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张卫平：法院对新闻侵权案件做实体裁决时，应当极其慎重，优先考虑新闻自由的价值。应关注记者的报道是不是具有个人主观恶意，有没有明显的过失。只要记者具有明确的消息来源，不是故意捏造事实，或者受人指使意图搞垮这个企业，就不应当承担责任。

　　这是因为，侵权一定是故意的，主观上必须有过错。特别是被诉侵权的报道不是针对普通公民，而是知名度极高的全球500强企业，法院对他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可以立案，但必须进行权利平衡，明确侧重于对哪一种权利的保护。

　　否则，判决做出来后，就可能成为一个对新闻媒体和记者具有巨大压力的判例，由此所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就是今后记者、媒体揭露企业问题的时候，都可能面临巨额诉讼，记者的个人财产被查封。

　　贺卫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引起得名誉侵权纠纷可以做一些区分，比如专栏性的文章，文责自负，个人是要承担责任的。但以“本报记者”名义采写的报道，发表时要经过报社的层层审查，作出决策的是报社这样的法人，而不是作为自然人的记者，将记者作为诉讼对象本身就是错误的。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法院不仅受理了，而且按照他们的要求，裁定查封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本案中，原告财大气粗，表现出难以想象的非理性，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法院竟然“充分满足”了原告的要求，从而让这种非理性的诉讼一路绿灯。

　　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必须考虑每一次判决结果都将对社会带来那些影响。如果鸿富锦公司的诉讼请求最终得到法院支持，其直接的示范效应，一方面是媒体和记者噤若寒蝉，另一方是企业更加肆无忌惮，谁也不敢批评它，否则就是巨额赔偿，查封记者的个人财产。形成恶性循环。

　　应从立法上给名誉权“瘦身”

　　记者：媒体的表达自由和公民、法人的名誉权属于民事权利，二者都应当依法受到保护。当这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司法应当如何进行价值判断？

　　杨立新：在新闻侵权问题上，我赞赏美国侵权行为法提出的一个观点，这就是给媒体留出“喘息空间”。这个概念就是对媒体应当宽容，不要动辄就要媒体承担侵权责任，即使是存在某些不够妥当的内容，也应当容忍，这就是为了对社会进步负责。

　　我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主张名誉权适当“瘦身”。我们的名誉权观念过于膨胀，不管是国家机关、官员、还是企业，人们经受不起严厉的批评。名誉权的“瘦身”，就是要人们经受得起批评，哪怕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而不要动辄以侵害名誉权相威胁而拒绝批评。不论媒体的批评多么严厉，只要不是恶意诽谤、中伤和诋毁，就不应当反对。

　　这正是“给媒体以喘息空间”和“名誉权瘦身”的含义所在。我们在立法层面上，也正在研究是不是要规定新闻侵权的责任，在规定媒体要承担的责任方面，提出限制性的规定，以保护媒体的正常的、正当的舆论监督。

　　同时，我还主张，应当规定恶意诉讼的侵权责任，对于无正当理由，无诉权而恶意起诉，造成被诉人的财产损害及精神损害的，应当责令其承担侵权责任，予以法律和经济制裁。

　　张卫平：在这类案件中，法院应当侧重保护的是新闻自由。这是因为，即使媒体的报道给当事企业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由于新闻言论是自由的，你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平衡，包括向媒体澄清事实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是新闻自由的受益者。

　　新闻记者和媒体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特别是一些强势群体，更应当宽容媒体的批评，因为你的行为与老百姓、与公共利益关系密切。在本案中，媒体关注富士康的劳工状况，在发现问题后提出批评也是正当的，恰恰反映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诉讼实际上就是在打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贺卫方：一个真正的记者要不为强权，关注社会现实，如果由于害怕报复而没有记者愿意揭露社会问题，放弃社会责任，这样的社会是很不幸的。

　　在权利的位阶方面，尤其是关乎言论自由的权利，应当高于一般民事权利。现在的困境是，除了媒体表达自由所依据的宪法性权利可操作性不强外，民法通则规定法人具有名誉权，致使很多国家机关、上市公司、公众人物等动辄起诉媒体。这样的法律必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