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认为，“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收入差距逐渐加大的今天，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在社会成员中所占比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举措，这对于社会和谐稳定、消解‘仇富’心理都有积极意义。”

　　改由“谈判”定工资

　　关于中等收入人群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表述。一份名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的研究报告将中等收入人群的范围界定为：家庭年收入5.37万元到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万元到10万元。对此，唐钧有自己的理解：“这一标准还可以再提高一些。与其称之为中等收入人群，不如称之为中产阶层，对这个阶层的界定，除收入外，还应该包含是否拥有资产。”

　　日前，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已在全国推开。唐钧表示，“除了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外，现有工资制度也迫切需要改变。可以考虑采用‘谈判’确定工资的方式。”

　　所谓“谈判”制工资，是西方较为通行的一种工资制度，由工会组织代表工人与投资方进行谈判，进而确定员工薪水的多少。唐钧表示，“在我国，工会已有良好的组织基础，如果由政府充当裁判，给员工与资方搭建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可以让员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应有酬劳。”

　　唐钧认为，“谈判”工资之所以未被采纳主要是受现有体制因素制约，“现在的工资水平（劳动力成本较低）对吸引外商投资具有明显优势。”

　　“此外，现在的最低工资制度在某些企业成为最高工资的代名词，成为企业少发工人工资的合法护身符。”唐钧指出，“在发达国家，除特定地区、特定工种之外，是没有最低工资限制的，工人的工资主要是通过谈判获得的。”

　　用活养老保险

　　唐钧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正向“消费”经济转型，而人们消费的基础是没有后顾之忧，也就是拥有包含医疗、养老、失业、住房等在内的社会保障。

　　唐钧建议，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的范围，降低养老金缴费金额，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同时，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尽快将广大农民纳入到社保体系中来。

　　唐钧建议，要让养老金流动起来。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个人账户方式去运作，让养老金发挥与住房公积金同样的效果；把长期养老金计划与居民中期买房、教育结合在一起；或者将公积金与养老金合二为一。

　　开征遗产税需谨慎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日前公布的一项报告称，将适时开征遗产税。报告指出，遗产税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起征点较高，征收对象主要是高收入者，是抑制“富人”代际转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有利于减小社会成员间贫富差距。

　　对此，唐钧表示，“在我国开征遗产税需要政府方面慎之再慎。香港日前取消遗产税就是很好的一个范例。对于高收入者，征收遗产税固然有利于缩减贫富差距，但也将限制投资。香港取消遗产税的初衷就是为吸引那些纷纷迁往国外的富商的资金回到香港。因此，只要是合法收入就可以不加限制，即上不封顶，下要保低。”

　　唐钧认为，目前我国的税负负担已较为严重。为了保护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应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再度调高，同时可以考虑对中小企业采取减免税收的政策，这样才不会形成中小企业为了生存而偷税漏税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