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研】

　　在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召开前的半个月，日本频频由高官出面表态，向外推介其引人注目的东亚合作计划：提议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入东盟和中日韩体系，由16国共同签署东亚经济合作协定（EPA），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可享受统一的低关税，在投资乃至人员流动等方面也有诸多优惠。

　　设计东亚EPA计划的经济产业省的官员显得很急，他们认为，如果日本不早点提出新的构想，就会在东亚经济合作上落后于“其他国家”，它长期以来在东亚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就会继续受到削弱。

　　这种非同寻常的焦虑来自外部的压力。2005年底，以东亚峰会为转折点，东亚的地区合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加速在东亚的行动，并表现出后来居上的惊人态势，与整个东盟展开包括经济、安全、社会的一揽子伙伴关系谈判，与韩国和马来西亚的自由贸易谈判也获得进展。在东亚地区内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启动早，发展迅速，中国初步确立了联系“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纽带地位；韩国与东盟达成建立自贸区的初步共识，在东亚地区合作上，以中韩为起点的两个合作轴悄然而成；与此同时，中韩经贸关系深化，而东盟与区内外全面构建合作网，且极力主张“主驾驶权”。这些都使日本痛感其在东亚的话语权与自身经济地位严重不符。尤其令日本感到焦虑的是，长期以来，它占据着东盟对外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但现在看来这一地位正被中国所取代，再加上东北亚经济合作由于中韩的崛起和相互合作而具备了自身的动力，日本现在似乎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同时失去了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

　　与中国先前提出建立东盟和中日韩（10+3）模式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不同，日本提出的东亚EPA计划涵盖的地域更为广阔，扩展到东亚地理概念以外的印澳新三国。在东亚EPA计划中加入三个新成员，有牵制中韩、制约东盟的用意，这一提议也很容易得到不甘于被排斥在东亚经济合作计划之外的印澳新的支持。这一方案的巧妙之处还在于，东亚EPA计划几乎包括了亚太地区所有主要国家，却将美国排除在外，尽管它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一极。

　　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二阶俊博还进一步提出，以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为模型，创建“东亚版OECD”，并表示考虑将之打造成东亚各国进行政策调整的机构。如果处在这样一个东亚版OECD当中，中国相当于以普通成员身份被拉进来，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肯定是出资最多的日本。日本提出一系列计划的核心目的就是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争时间、抢速度、占先机，争夺在东亚经济秩序上的主导权。

　　另一方面，日本又不动声色地在其东亚EPA计划中加入意识形态的内容。日本外务大臣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将日本的EPA计划称为“交朋友的计划”，而交朋友的基础即是“拥有平等的价值观”，“因此，让我来说的话现在日本在做的事情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中，同时将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伙伴从亚洲太平洋逐步扩展开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美国对东亚共同体“一旦形成，必将割裂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圈”的担忧，又通过强调政策、法律制度的相容性将中国孤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在其新著《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说得更直白些，称“东亚EPA”更深层的用意就是为日本顺势确立“日美澳印外交、安全对话”机制提供前提。

　　二阶提出要在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东亚EPA方案。目前看来，日本推行这一构想的难度比较大。历史问题和政治关系使中韩不会轻易接受日本的方案，东盟国家也不希望自己被纳入到大国主导的经济合作圈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表示欢迎这种区域经济合作的扩大趋势，但并未对日本计划本身给予明确表态，而且澳大利亚自己也有一个在所有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构想。

　　冷战结束后，东亚的政治、安全格局处于深刻变动之中。虽然冷战遗产和思维依然随处可见，但两极格局的解体和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促使东亚不得不寻找新的地区格局。今天的东亚就处于这样的过渡期中，各国的走向和利益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谁都试图在新格局形成之前在其中占据有利位置。而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表明，地区一体化在政治合作与文化认同之前，首先是由经济合作起步的，这就是“10＋3”对东亚一体化至关重要的原因。日本此时提出东亚EPA的计划，就是仗着它作为东亚第一大经济体的实力，试图在未来的东亚经济合作中掌握主动，继而在政治上取得突破并占据主导权。

　　其实，早在去年的东亚峰会，日本就强烈要求在签署的《吉隆坡宣言》中提出以“10+6”模式“构筑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但因中国和东盟的反对而无果而终。它这一次东亚EPA的大计划也很可能面临同样的结果，因为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在抢东亚经济主导的方向盘。它不符合东亚地区的现状，而且从日本欲取代东盟、牵制中国的战略用意来看，现在提出这个设想，只能增加东亚国家的疑虑，而且也很难得到这些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