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增加应该反馈于民
问：最近有专家提出，从我国国情和实力来看，已到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时候了，您怎样认为？
郑功成：我认为所谓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其实应当是社会保障体系，因为社会保障就是天然地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在我国建一个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就目前的情形而言，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做的问题。因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注意两个客观的事实：一是我国国民绝大多数还缺乏应有的必要的社会保障；二是我国国民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创造了持续27年的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且还在继续着这一奇迹。2006年的GDP可能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国家财政收入肯定超过3.5万亿元人民币，这与1978年GDP仅3600多亿元和国家财政收入仅约1132亿元，以及与1997年GDP不到10万亿元和国家财政收入才8600多个亿相比较，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1997年国家财政收入8600多个亿都能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转，那么，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3倍时，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当然应该更多地通过社会保障或福利途径反馈于民。因为政府是公共政府，其掌握的是公共资源，解除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和不断增进国民福利是各级政府的当然责任。因此，我主张在国家财政连年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下，应该切实加大对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实现让全体国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不能再说财政没钱了
问：现在谈社会保障问题是不是还在于钱的困扰？
郑功成：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不仅对绝大多数人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视而不见，而且还是在用20年前或者10年前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财力。面对2006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再说贫穷落后、财力薄弱并且以此为由而不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采取措施，是站不住脚的，我当然不是说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保障体系或者中国可以建立福利国，但建立一个低水平而没有漏洞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让全体国民免除生存与疾病恐惧应当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实际上算算账就知道，比如农村贫困人口的救济，现在还没有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据民政部调查统计，全国农村特困人口约2900多万人，现在已有700多万领取了低保，意味着还有2200多万还没有享受低保。国家财政每年花几十个亿就能解决农村2000多万人的生存保障问题，这点钱只是国家财政的一点小钱，却能够建成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仅实现了城乡困难人口的公平保障权益，而且可以切实解除农村困难人口的生存压力，它应当是使用效率最高的财政资金，还有什么样的财政投入能有这样的效益呢？
望社保投入占财政二成
问：有专家认为，每年在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上投入3000亿元就够了，您的看法是？
郑功成：这种提法其实是不妥当的，一是目前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总量上已超过了3000亿元的规模，仍然是不够的；二是3000亿元是个静态指标，而社会保障水平是必然地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城乡居民的需求增长保持适应的。因此，我认为用“社会保障投入应该随着GDP的增长不断增长和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这样的提法更为妥当，这个数字应当是个相对数，即占国家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比重是能够衡量国家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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