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朝晖】

　　在2006年底全面开放、金融改革逐步深化面临剧变的前夜，这一轮新的人事任命显得意味深长

　　就在7月16日民生银行的换班刚刚结束后一周左右，中国建设银行2006年7月25日发布公告，称行长常振明已向董事会提交辞呈，并将前往中信集团工作。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孔丹为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免去王军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 中信同时宣布，常振明将出任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美林集团闻此消息，当即表示：常振明辞职，令市场感到意外。

　　从中信集团调任建设银行两年后，常振明突然重回中信集团，就像当初他被突然调走去建行一样。而他这一次的回归，也像2004年的那一次一样，又引爆了一轮新的金融界大换班，只不过两年前那一次是危机处理，而今则是主动出击。

　　由于常离开建行，建行行长的位置已经空下来，据悉，接任的将是交通银行现任行长张建国。而交通银行行长位置的空缺据说仍待有关部门的商议。

　　这显然是继2003年、2004 年后金融界的又一次大规模调整。而且，很可能比目前已经显现出来的调整将更多。

　　常振明归来

　　在这次人事调整中成为引爆点的常振明，在进出建行两年后，为何演出一幕归去来兮？

　　在调任建行行长之前，常振明在中信工作达21年之久，是一个“老中信”。

　　两年前，他突然离开中信前往建行赴任时，中信仍在王军力掌之下，而今，他回来了，王军恰好谢幕。据说，王军很赏识常振明。还曾对媒体前表示“常振明是我们公司的优秀人才”。

　　当初，常振明的离去，与建行的困境紧密相关；而今，常振明的回归，据信与中信的困境不无关系。“目前没有人比常振明更了解中信，更知道该如何帮助中信集团摆脱各种问题，中信集团一直在要求常振明回来。”中信集团内部人士透露。

　　此前在中信，常也曾担当过类似的救火角色。1998年，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中信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贪污受贿东窗事发，他贪污受贿6000万给中信公司持股55.08%香港上市公司中信嘉华银行造成了60亿元的损失，嘉华银行濒于破产。中信集团为了挽救中信嘉华银行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常振明功不可没。2001年5月4日，常振明被委任为中信嘉华银行董事，7月6日被委任为总裁兼行政总裁；2002年11月25日被推选为常务副董事长。经过几年的努力，中信嘉华银行起死回生，并步入良性经营。

　　常振明在中信被认为是三号人物，被看作是中信集团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2004年7月中旬，他被中信集团任命为常务副总经理，然而就在一星期后，一纸调令把他凌空降落到刚刚被注资正进行财务重组的建行任行长。

　　这个变化，据说令中信“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因此整个事件颇具一点戏剧性成分。

　　2004年7月20日，常振明正在加拿大陪同董事长王军访问，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其立即回国。两天后，回到北京的常振明立即被中组部找来进行任命前的例行谈话，5天后，常即前往建行报到。

　　显然，如此风风火火的任命，与建行当时的局面有关。

　　2003年12月30日，汇金公司的225亿美元悄然注入建行，启动了建行财务重组。建行上市在人们心中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而常振明的任务，首先是将建行“塑造”为“合格”的银行。孰料，常振明上任仅半年，风暴突至，2005年3月14日，建行董事长张恩照被“双规”的消息开始在业界流传。3月16日，建行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突然批准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去建行董事长，由副董事长兼行长常振明暂时代理董事长一职，随后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空降建行担任董事长。

　　这时，建行离心目中的上市时间只剩不到半年了。

　　常振明与郭树清，一对危急时刻的空降兵，联手在余下的六个月内完成了建行引资上市的全过程，业界评价说他们“一举击碎了所有对建行的不信任与怀疑”，同时，也几乎可以说挽救了国有商业银行步履蹒跚的改革。

　　常振明在建行的表现，显然让王军对这个爱将的认识加深了一步。这也是常最终重回老东家的原因。

　　三次变局各不同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 2000年以来，金融界行业性的大调整，算上这次，刚好是三回。

　　2003年4月，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走上了“一行三会”的道路，并由此引发了金融行业第一次重大人事调整。该次调整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官员任命型”。

　　2003年4月2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监管管理职责的决定》。由银监会统一监管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银行业金融机构。

　　当时的局面是：银行、保险和证券三个领域改革所处的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银行市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有银行改革进程缓慢，金融体系问题非常严重；保险市场则是开放和发展过快，及疏于监管导致行业竞争秩序混乱和偿付能力不足；而证券业和证券市场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全流通等历史遗留问题，扶持本地证券经营机构发展和提振市场信心。

　　因此，在人事安排上，央行行长由学者出身、锐意改革的周小川担任；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则担任银监会主席；原中纪委秘书长、长期从事审计工作的吴定富担任保监会领导；证监会主席则由行伍出身、长期在国内从事银行工作、相对务实的本土派人士尚福林担任。从后来的发展看，这次调整的意图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和实施。

　　2004年的调整则可以看作是“临危授命型”。

　　从6月开始，原湖北省副省长蒋超良调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原交通银行分管国际部的副行长张建国接任交通银行行长；原光大银行行长王川调任中信集团任副董事长，行长一职由原副行长郭友接任。随后是常振明和李礼辉的任命，这为遵循现代商业银行惯例，建立相应的治理结构定下了基调。

　　在此推动下，2005年5月20日，中国银行网站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25个重要职位面向全球招聘人才，其中包括境内两个一级分行行长和12个总行部门级正副管理职位。按中行的说法，“这些职位既有总行部门和分行一把手，又有资深专业技术人员，涉及范围之广、招聘数量之多在国内金融业都是不多见的。”此举显示了中行改制之后“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强大的管理团队，以加快改革发展的决心和勇气”。

　　2005年2月21日，中国银行就已正式聘任美国籍专家董乐明(Lonnie Dounn)担任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职位。这是国有商业银行第一次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引入国际专才担任实职。

　　而当下的这次人事变动则可以看作是“主动调整型”。

　　与2003年、2004 年先后两次大规模人事调整不同的是，这一次金融界可以说是借由宿将归山而主动出击，从中信积极寻求常振明的归来即可见端倪。而此前民生银行的人事调整，也如出一辙，事实上无论监管部门还是民生银行董事会本身，在作出空降王氵彤世到民生任行长的决定时，也显示了某种与过往任命干部的形式有所不同的人事安排取向。

　　交通银行的行长空缺目前还无明确指向，但由于今年5月16日银监会正式发布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其下发对象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还包括交通银行。这意味着，交行已经完成了从股份制银行的“龙头老大”向“第五大”国有控股银行的转变。与此同时，在银监会内部，原本属于银行监管二部(负责监管股份制银行)的交行日前被划到了银行监管一部(负责监管国有银行)。因此，交通银行行长一职显然不仅仅是董事会的事情。

　　“交通银行倾向于从内部选拔人才担任行长。”交通银行高层透露，“但由于是国有商业银行，因此，原来担任汇丰银行中国区主席，现任交通银行副行长的叶迪奇当选难度很大，也许是从中方几个副行长中提拔。”

　　即将接任建行行长的交通银行行长张建国今年53岁，1997年开始任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副行长、党委常委；2001年进入交行担任副行长；2004年5月任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变局、争论都将持续

　　对国际市场运作的熟悉、自身的素质和对困难处理的经验，目前已渐成金融界选择人才的标准。除了常振明，李礼辉的简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于1992年被派驻新加坡，成为工商银行驻新加坡首席代表，此后开始了10年国际业务生涯。1993年回国后，李礼辉历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主管国际业务的副行长，其间主持工商银行在香港收购友联银行等行动。

　　“国际经验是选择中首当其冲的标准，其次是年龄和阅历。”某接近央行的人士透露说。

　　“比如说郭树清，外界都在传闻他将要离开建行董事长的位置，毕竟，国内像他这样既有学者背景，又有地方行政经验，担任过金融系统高官，现在又掌控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他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只不过因为目前建行行长的变动后要给继任者一定熟悉的时间，他才没有动。”知情人士说。

　　业内人士也纷纷表示，在中国农业银行改革尚未启动、邮储银行正在组建、以光大集团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改革刚刚起步、政策性银行改革亦将启动的时候，金融行业的是次人事调整仅仅是拉开了序幕。在2006年底全面开放，金融改革逐步深化面临剧变的前夜，这一轮新的人事任命显得意味深长。

　　不过，调整本身还是带来了另外一场争论。

　　美林表示，常振明辞职, 令市场感到意外，“常振明具丰富银行业务经验, 且执行能力强劲。于目前其它内地银行加快改革, 以及提升竞争水平时, 其辞任将对建行带来负面情绪, 潜在削弱高级管理层地位。”

　　显然，在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已经在海外上市的情况下，重要高管人员的调整不是经过董事会而是由行政掌握依然为海外观察人士“摇头”。

　　“汇金公司公司也好，央行也好，在这个事件上，执行色彩明显带有国家特色。虽然上市了，但有关部门仍然认为他们是出资人、是企业真正的控制者。但这是一个误读。”某外资金融机构高管说，“行长的稳定有利于银行战略的形成与延续，银行行长不是驻外大使，频繁的更换和调整会有很大的负面效应。”

　　不过，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也曾坦率地指出，不应简单地把党管干部与公司治理结构对立起来，其实中组部也在突破，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国有商业银行的人事制度改革尽管没有一步到位实现全面市场化，但应该承认有突破。“比如中国银行已经用市场方式内部聘任了两个省分行行长，中银香港方面的高管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招聘，这些过去都是正厅级干部位置。现在总行的首席财务官和风险官也要采取市场聘任的方式，这些职位都是总行副行长级的，原来要经过中组部的，现在董事会批就可以了。”谢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