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央行公布了200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示,我国国民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要高度关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以及潜在通胀压力上升可能对我国经济带来的风险。
央行表示,2006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协调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增长,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同时,采取着眼于中长期的综合性措施,加快落实扩大内需等各项政策,加快经济结构性调整,促进国际收支趋于基本平衡。
控制投资、促动消费已经成为各调控部门的具体措施得以贯彻、落实。但中国目前的消费增长还有多大空间?问题在于消费增长过慢还是投资增长过快?如果过热的压力不是来自消费增长下降,而是因为投资的增长过快,那么,在投资增长过快的时候再去刺激消费,只能使偏快的经济增长走向过热。这些问题,还仅仅是目前内外失衡的结构性困惑的一部分。
为厘清当下的结构性矛盾,本报特别邀请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高盛亚洲有限公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梁红就当下经济的失衡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分析,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96期。
中国的外贸平衡与中美间贸易的不平衡
中国出口增长确实很快,但在过去27年中,中国的净出口(贸易差额)在多数时间里面是平衡的,贸易顺差在多数时间里即使有也是小额的。2005年有点特殊,因为中国的宏观调控使国内需求下降,使进口增幅大幅度下降,加上2004年世界范围内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导致中国一些部门发生过度进口,使2005年的进口增长特别慢,因此出现了千亿顺差(后面还要分析这一大顺差发生的其他可能的原因)。但是多数时间里,进出口差额在中国GDP的比重是相当小的,而且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和进出口的关系是反向的。中国经济过热的时候,净出口下降,甚至出现逆差,1992、1993年时,经济高增长,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是负的,到了2003、2004年,同样,顺差是下降的,2004年头9个月是逆差。相反当经济增长低到7%、8%的时候,顺差是最大的,上一次记录最高的是1998年的430亿美元顺差,当时中国通货紧缩,是经济增长最低的年头。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内需求、而不是国外需求的波动所决定的。中国经济的周期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不是国际因素造成的。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不仅大量出口,中国同时也在大量进口。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亚洲生产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对美国有大量顺差,但对所有亚洲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都是逆差。中国和美国的顺差,不是由于对美国出口太多,而是由于从美国进口太少(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对许多高科技产品禁运)。中国的出口中,生产资料、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一大批东西是在国外制造的,只是在中国加工,有的甚至是最后一道加工,然后贴上一枚“中国制造”的标签。大量的“中国制造”,其实是“亚洲制造”。结果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平衡的,只是对美国的贸易是逆差。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美国的逆差问题,至少要与整个亚洲的贸易“总顺差”相联系加以分析,而不能仅与中国的顺差相联系。
中国可能长期发生贸易顺差或“双顺差”的特殊原因
从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即使在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的时候,我们也存在贸易顺差(不一定是经常项顺差),同时存在资本项下的顺差,也就是“双顺差”的情况。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双顺差,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对于中国来说,却可能在今后仍然持续下去。这里的原因值得分析。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是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起飞之初就大量引入外资,而外资在国内建厂的目的在初期主要是出口,而不是在本国销售。这种外资(企业)在增长和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情况,不曾在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在发展初期发生过。这一解释的现象依据包括:
——我们的出口和进口当中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
——我们的加工类贸易是大顺差(去年为1200亿),而主要由本国企业进行的一般性货物贸易是逆差(去年为200亿);
大量外资的进入,带进了大量的技术、管理、市场渠道以及可以称为“配置资源能力”的各种生产要素,与中国的成本较低的劳动力相结合,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国的竞争力,从而又使得中国较早地(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初期阶段)实现了一些国家要到发展较高阶段才拥有的贸易竞争力。由于借助的是外资的力量,所以中国人挣的钱不一定多,但中国国内生产能力却的确提高得很快。
解释这种长期“双顺差”现象的其他一些“辅助”因素包括:1,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在相当长的时间较低,另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构成外资的长期吸引力,得以使出口能力持续提高。2,由于国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口高科技产品的供给受到限制,制约了进口的增长。3,由于国内体制方面存在缺陷,担心资本外逃,所以长期实行资本控制,这是长期存在资本账户顺差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