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报特约供稿人。近年来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在国内外高级别学术会议上报告论文多篇。主持并参与了《中国地区金融生态评价》等多项国家大型重点研究课题。

　　□ 主持人 邹民生 乐嘉春

　　适度温和通胀是化解目前死结的一条可行路径

　　主持人：对年初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以及未来走势，特别是对将要接近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有敏感的汇率与利率问题，近来业内外分析人士意见比较多、分歧也比较大。对此，你怎么看？能不能透过各种纷繁的意见，点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刘煜辉：最近经济界的意见分歧确实比较大。比如关于外汇储备，就在媒体上见到梁红与林毅夫等人的争议。这里我不想谈表面问题，而是希望直接谈影响经济方向选择的关键问题，并且先从结果谈起。那么，什么是关键问题呢？我觉得目前的关键是动汇率，还是动利率，或者选择比这两者更好的突围路径，比如适度温和的通货膨胀。这似乎有点让人吃惊，但如果你对中国经济的结构以及走向多加分析，就会发现我们应该怎么做了。

　　按一般经济学规律，在短期，人口数字及劳动力总数基本固定，GDP的增长反映的主要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意味着，要么工资上涨而引发通胀（这个调整属于相对价格变化，与过多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所导致的高通胀性质完全不同），要么本币大幅升值。

　　对于中国，当然希望获得前者，而避免后者。

　　就目前人民币汇改而言，无非两种选择。一是人民币一步到位，大幅升值后干脆让它浮动；一是选择人民币一路碎步小跑，即所谓“稳步升值”。如此，汇率走势便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对于选项一可能的是人民币汇率趋势逆转，掉头向下，出现大幅贬值预期或直接开始贬值，那将是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随后是漫长而痛苦的通缩，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将单方面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特别是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了。

　　对于选项二，则可能是人民币持续地维持升值预期或直接继续升值，这将是如同冷水慢火煮青蛙般的煎熬。一旦人民币长期单边升值的预期形成并实现，那是十分可怕的事情：所有的企业都急着赶在人民币下一波升值前加速进口；中国在国外的企业、公民和侨民都急于把一些说得清楚和说不清楚的资金汇回国内；一些短期投机资金夹杂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投入地方政府的怀抱；而贸易融资的顺差在提前收款、延后付款中迭创新高（根据《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中国2005年贸易信贷2005年增长254亿美元，增幅高达39%）。结果是官方外汇储备激升，并导致本币发行量大增，流动性泛滥，本币利率下降，甚至有可能陷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

　　但是一旦有了适度温和的通货膨胀，情况就不一样了。　　

　　主持人：你是说选择适度温和的通货膨胀，是化解目前死结的一条可行的路径？　　

　　刘煜辉：这么说吧，由于通胀与升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一则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升值率必将相应减小，二则人民币名义利率跌至零的风险，即落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也会减小。可见，维持一个适当的由生产率快速增长导致的通胀率，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并导致零利率的风险，或者直接减低升值的压力。故此，货币管理当局不宜对通胀过分谨慎，而坚持一个相对中性的货币政策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所必须的。

　　但是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的禀赋条件对于这种替代的进行构成了天然的制约，而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本币升值的压力，这或许是一种无奈。

　　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生产利润分配给高工资和劳动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而中国的就业竞争压力比国际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激烈。在世界经济当中，中国人为了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更快地得到工作机会，他们必须非常廉价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

　　现在，不管怎样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为逐步改善这一困局提供了可能。

　　一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化改革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转变的过程，特别是随着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得到修正，必然会伴随着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的过程，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实现良性调整所必需的。

　　二是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改善。中国近年来投资消费关系恶化的主要因素，在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大幅提高（在高达41%的储蓄率中，政府储蓄高达6％，企业储蓄高达16％），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投资率和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形成“高投资、高储蓄”的恶性循环。

　　故此，当下改善内部失衡的关键在于，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