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工贱卖之争噪音甚于实质或催生并购新模式

徐工集团的股权重组计划由于三一老总的公开叫板而演变成今夏仅次于超女和黄健翔的热门话题。

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大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噪音，很少触碰到问题的实质，也没有给出根本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

价低就是贱卖？

让群情激愤和媒体穷追猛打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产的贱卖。那么多少就不贱卖了呢？凯雷的3．75亿美元是贱卖，三一的4．8亿美元就不是贱卖了吗？按照某些专业人士的估价，“估值应该在47亿元人民币到65亿元人民币之间”，也就是说，应该在6亿美元到8亿美元之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不管卖给谁都是贱卖。

当然，这些专业人士的估值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其结论也几乎没有任何参考意义。那么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想像一种场景，在这个假想的环境下，三一是徐工最早接触和选定的战略投资人，报价4．8亿美元，双方已经签订合作意向并报相关部门批准，这时突然有一个四一跳出来说国有资产贱卖了、流失了。把目前所有的指控全部复制，徐工还不一样是欲哭无泪、有口难辩？

当“徐工徐工，助您成功”的广告语经常出现于国内诸多电视媒体上的时候，连老百姓也知道徐工是自有品牌，而且这个品牌是有价值的。那么，品牌的价值缘于何处呢？这个道理不难想清楚。做广告干吗？打造品牌干吗？还不是为了增加市场份额、提高销售额、实现更多的现金流入。所以，品牌的价值取决于它对现金流的贡献。品牌必须和其他影响价值的因素统筹考虑，并最终落实到资产的收益上。单独拿出一个让人无法了解来龙去脉的所谓品牌价值说事，如果不是有意起哄，确实有些业余。

笔者曾尝试按照国际通用的方法建立财务模型，对徐工进行财务分析，找出价值驱动因素、在绩效预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现金流贴现法和可比法对徐工的价值进行简单测算。但由于徐工转让的是非上市公司股权，上市的徐工科技并不占出售标的的绝对比重，笔者的努力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局外人仅依靠徐工科技披露的财务信息恐怕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价值区间。

　　价高者得？

徐工重组备受攻击的另一个致命伤是凯雷的出价并不是最高的。结论是：即便无法得出一个客观的公允价值，至少国有股权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这完全符合老百姓的思维习惯，因此也就更有杀伤力。但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价格固然是重要因素，但从来不是唯一的因素。比如说你准备出售一款值1500元的NOKIA手机，有一买主出价1000元当场付款，另一位出价1500元两周后付款。如果你等米下锅，你会与前者成交。

著名的明代家具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曾把自己收藏多年的一批明代家具以较低价格卖给了香港一位商人，条件是这位商人必须把这批家具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因为王老先生希望这批家具能得到更好的保管和传承。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在重大的资产转让中，价格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在资本的兼并收购中更是如此。出让方还必须考虑收购方的长远发展战略、资金实力、管理水平、交易进度等许多非价格因素。如果出价最高的投资人入主后第一件事就是裁掉50％的员工，进行巨额贷款担保，甚至注销徐工的品牌，那么无论谁是出让方都很难接受。

其实，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在国有股权的转让中早已屡见不鲜了，几乎有转让的地方就有指责，徐工事件只不过是此类事件的加强版。指责没有意义，无端的指责更是在煽动一种情绪，而对企业、产业和国家都毫无益处。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机制，一种办法让类似的事件在良性轨道上发展、监督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