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讨论，涉及收入差距的度量。我问了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没饿死，基尼系数该怎么算？”问题脱口而出，自己也知道很突兀。好在那天参会的多是行家，不以为意。小结的时候，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赵人伟教授点到“从财产的角度研究收入”——是了，他知道我说的意思了。
收入就是收入，怎么扯得到饥荒饿死人？怎么又扯得到财产？——过瘾的讨论就是这样，大家知道在说什么，可以跳得很快，在互相激发中直逼问题的根本。但是，事后清理一下，把跳过的环节补一补，对自己也对关心本题的读者有个细致的交代，也是好的。
先把概念打通了再论其他。夫收入者，盖财产(资产、资源)提供的服务也——这个理念的原创人是欧文·费雪，当年耶鲁大学的教授，应该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费雪阐释说，财产别无他用，惟一的用途就是能把“收入”源源不断生产出来供人们享用。土地、果树、楼宇、机器、设备、银行存款，甚至人本身以及依附于人身的种种能力，无不如此。就是说，财产是源，收入是流。离开了财产谈收入，不过是在说无源之水。
是的，人本身和人具有的种种能力也是“财产”。理由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人和人身的能力也一样能够带来收入。早就如此，不过到了现代才被看得清楚。于是才有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大行其道。不必说，人力资产有生命。因为生命一旦停止，人力财产再也不能创收，收入流就永久地枯竭了。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把“财产、生命、自由”当作三位一体的处理，现在看，道理不浅。
这也是度量收入不能离开财产的道理。要是我们讨论的恰好是人力资产，度量收入当然也就不能离开生命。回到我那看似突兀的问题——当一些生命由于胡闹的体制而“非正常地”结束，这对我们考察、度量收入及收入差距，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处理那些本来不应该结束的生命？是把这些被饥荒剥夺了生命的人无情地从统计册子上一笔除名，从而以全部活下来的人口创造的收入为准，从而得出一个或一串基尼系数？还是把非正常死亡的人恰当地看作被剥夺的财产，并在这些本来还应该在服务年限内的资产收入的科目下，更加无情地记下零、零、零......从而得出另外一个或一串完全不同的基尼系数？
不问源、只看水的收入度量办法，在“正常”条件下可能无大碍。但是，遇到生命不正常死亡、财产被剥夺的情况，不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事实上，要不是1981年夏季有机会到安徽定、凤、嘉三县农村调查，直接接触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减半村庄的农民，我对收入的度量绝不可能想到这个层面。不是我愿意的，但是比较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长程变迁，谁又可以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教训一笔勾销呢？
类似的问题，“自由”又怎样算？在讨饭也要拿介绍信的体制下，人们得到一笔收入；在可以自由流动和择业的条件下，人们也得到一笔收入。即便这两笔收入的数目完全一样，它们带给当事人的“幸福”也一样吗？我说不一样，你要怎样反驳我？
还是要搬费雪。他说，形形色色的“收入”——货币的、实物的、观念的——只在一点上相通，就是它们都给人带来享受。因此，最准确的收入概念是“享受性收入”(enjoyable income)。他还说，“工资不是收入，用工资换来各式享受的时候才是收入”。这是至理名言。问题是，“享受”是个人的主观感知，又从何度量？“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或不乐”，怎么办？只好退而求其次，以人们为某种享受付出的货币代价来衡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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