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从金融企业到一般的企业，对利息的敏感度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加息很可能还要有其他的一些措施的配合，比如说在几个星期前，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比如最近做的定向发行票据，这些实际上都是货币政策的一些方式。当然加息是很重要的，利息就像货币的价格一样，价格理不顺，其他政策往往都是事倍功半。
但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光理顺价格还不够，还得配合其他很多的措施，加息后可能还要配备其他的措施。加息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但是看加多少，如果加得很少，对企业来说影响并不太大。很多的企业实际上现在根本拿不到贷款，对一些银行、一些企业来说，利息约束其实没有这么大。如果真是加0.25或者甚至是加0.5，对企业的短期冲击很大。现在对相当多企业来说，不是说利息高了承受不了，而是借不到钱。换句话说，如果一些企业承受不了0.25利率提高的冲击，说明这种企业不应该去贷款，因为它风险太大。
加息它不可能是一次就能达到效果的。看美联储，连续加了十几次息，不行再加，加息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是一次过。加息是一个宏观调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加息是不行的，有了加息还不够，可能还要配合其他一些政策。为什么会产生经济过热，除了利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政绩的需求，包括地方利益的需求，仅仅靠加息是远远不够的。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薛兆丰：基尼系数触线是自己吓自己
国内经济学家，也经常把五花八门的“国际警戒线”挂在嘴边。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说基尼指数的国际警戒线已到。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用来吓唬自己人的“中国产的国际警戒线”。
“基尼指数”的核算方法，五花八门，没有定则；其次，中国国内的统计数字，可用乱七八糟来形容，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况且，即使这个指数可以合计出结果，其结果的现实含义，也是学者胡乱强加的。
目前各种基尼指数的计算方法，都是以人群的“即时收入”为基准的。但事实上，收入的差异应该从“终身收入”的基准去考察———我们应该改用“终生”的角度，先统计每人“终生收入的现值”，然后再作比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选定任何一批同时代的人，追踪他们的终生收入，并根据他们的天资和投资等因素作出修正，那么贫富分化的情况，就不可能如此悬殊。
问题是，以“终身收入”为基准的核算方法，必须耗费数十年、甚至跨世纪的个案追踪，成本太大，不能为那些为政府政策鸣锣开道的所谓学者之用，所以他们才不得不采用蹩脚的“即时收入”基准。结果，这样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没有说服力。
基尼系数除了计算模式的结构性缺陷，还有取值的问题。在计算基尼系数时，究竟应该取哪些数值、应该忽略哪些数字、如何量化一些非货币的指标，都是没有共识的经济难题。周其仁教授最近遇到一些“基尼系数专家”，便半开玩笑地问他们：“三年经济困难的时候，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没饿死，基尼系数该怎么算？”
中国在发展，大部分人的处境都在改善，收入中位者的处境在改善，即使贫富更加悬殊，也比三十年前人人都穿开裆裤要强。
易宪容：货币政策调控应更加公开
在最近的几次利率调整中，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整手法有不少质疑。每当市场出现加息或减息传闻的时候，央行管理层经常采取断然否认的做法。当人们确认不会出现利率变化的时候，央行却突然加息或减息，一方面使市场各方措手不及，同时也使央行自食其言。这种做法肯定会削弱央行政策的权威性而失信于民。
一般来说，利率作为金融市场资金的价格，它的变化是金融市场最基本的行为。加息或降息也是金融市场运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市场完全可以根据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情况来预测到何时加息、加息的幅度。央行在加息问题上经常出其不意，不仅使得市场当事人无所适应，给现实的经济生活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也使得其加息政策效应弱化。因此，加强央行货币政策的公开性与透明性，不仅能够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正向效应，也能够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这是现代中央银行的一个基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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