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风】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8个春秋。这期间出现了经济增长奇迹，民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近几年来，民众对于改革产生了怀疑，很多正在进行的改革遭到舆论的强烈批评，不得不改弦更张。结果，2005年官方既定的“改革攻坚年”变为改革反思年。

　　面对关于改革的种种说法，政府近来已表达了坚持改革的政治决心。因此，改革还将继续，此时至关重要的就是梳理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理性探究改革的正道，从而使未来的改革真正地推动中国完成期待中的转型。——编者

　　上篇：两轮改革的利弊得失

　　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第二阶段是90年代。这两个阶段各有特点，而民众当下对于诸多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批评，正是源于第二阶段改革的一些措施不当。

　　80年代的改革为什么实现多赢

　　第一阶段改革，大体说来，乃是一场自下而上进行的改革。

　　因为旧的经济体制无法增进个人福利，民众要求突破这些限制。但是，当时各界对改革的方向未必清楚，改革面临着张维迎所说的“知识约束”问题。因而，政府采取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事实上，当时的改革也面临着“意识形态约束”。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环境下，让民众自发试验，官方择机认可，是风险较小的策略。

　　凡此种种约束条件，就决定了80年代的改革动力主要是民众的自发创造性，而其实现的途径是各界改革力量的良性配合。小岗村农民冒险进行联产承包的试验，就是这种改革自发性的最好象征。

　　因此，彼时改革的主要政策就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放权让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政府把安排农业生产的权利归还给农民；搞经济特区是把安排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个体工商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也是允许民众把原来被抑制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自由释放出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也是扩大厂长的经营自主权。因而，80年代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是一种制度的“放”。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政府明智地取消了以前错误的经济政策，将民众和企业的部分自由与权利归还给民众、企业，并允许其占有所创造的财富。

　　这种“放”达到了一增一减两个效果：一减是拆散了部分旧体制，由此也带来了一增，个体私人企业在当时仍占据主流的公有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在原来的存量之外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增量。

　　放权让利式的改革，则使计划体制发生松动。人们获得了一定的创业自由与经营自由。首先是农民。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获得了自主经营权，让农民可以充分地利用自己的知识，更合理地安排生产，由此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民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经济收入。同时，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外出打工的机会，使农民获得了在农业和非农产业间选择的机会，也相应增加了收入。在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家可以正当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创造和积累财富。即使是国有企业，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收益。因为，短缺经济本来就意味着企业能够获得较大利润，但在计划体制下，这些利润都不由企业支配。改革之后，企业获得部分经营自主权，企业可以保留部分利润。

　　如果存在所谓“帕累托最优”，这个阶段是最接近的。因为，各项改革本来就是自下而上发动的。所以，改革收益的分布，也是有利于民众和企业。80年代初中期的改革由此而获得广泛的认可。90年代的改革有什么问题　　渐进改革在带来成果的同时，也会造成某些严重的问题。

　　80年代头几年的改革释放出了民众的企业家精神，但既得利益者始终没有放弃对资源的控制。于是很快就形成了“价格双轨制”，到80年代中后期，这个体制在经济上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有鉴于此，必须深化改革。80年代中后期，决策层权衡，是先进行价格改革，还是进行企业管理体制与产权改革？决策层最终选择了价格改革，放开资源和一般商品价格，但是引发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改革因此进入停滞期。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重启。但这一次，改革基本上集中于经济领域。同时，经济领域的改革超出一般商品与服务领域，而触及原来由国家严格控制的要素市场和作为计划经济之支柱的国有企业。于是，90年代之后，改革就进入了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操作的阶段。

　　这些改革涉及到旧体制的存量资源与制度框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清理、改革国有企业。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关闭，尚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则陆续进行改制。改制让企业资产实现了资本化，并通过资本市场、银行贷款，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也发生一定变化。

　　当时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逐渐商业化。事实上，从90年代以来，这些要素确实可以交易了，但政府却对交易条款拥有强大控制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把这种体制称为“新双轨制”，并概括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政府和强势企业，以公共权力为背景，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及远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正是这种寻租动机，推动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轮番出现过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银行热、外资热。每一次热潮，都是伴随着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商业化改革。

　　上述两方面的改革确实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甚至比80年代的增长更为有力。但现在已经显现出来，这种增长的方式并不怎么好。从经济学上看，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类似于保罗·克鲁格曼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就强烈批评过的东亚模式，依靠资源的高投入换取经济增长。

　　而从政治社会角度看，这种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收入失衡。民众从这种增长中也确实得到了一定收益，正是在90年代中期以来，民众的收入大幅度增长。但相对于80年代，民众的分享比例依然被大大压低。上述增长方式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向政府和强势企业严重倾斜。各级政府、垄断的国企、收买和依靠权力的私人企业以及对政府有较大影响的跨国公司是增长的最大收益者。

　　如何认识改革

　　不可否认，二十多年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积极变化。最显著的一点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种增长，部分是靠上面所分析的资源的高投入，但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创新。　

　　中国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被释放出来，私人经济快速扩张，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农业人口大量转入工业部门，推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私人企业不仅提高了效率，同时也增进了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大量就业人口拥有了择业自由。农民获得了事实上的迁徙自由，可以流动到城市和沿海工业部门，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自己的境遇。其他如专业技术人员、私人企业家、个体工商户等等也都从改革和增长中受益不小，其自由与权利也有所扩展。

　　经济自由与个人财产权也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从人民公社中摆脱出来的农民，初步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在城市，中产阶级逐渐发育，他们积极地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和自治权。在传统的媒体之外，市场化的媒体也有所发展。加上网络，民众获得了更多表达自己意见的正常渠道。可以说，市场化把个人从旧体制中释放出来，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这是中国社会平稳转轨的锚。　　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以及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形成的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群体、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一些群体受到损害，或者感觉自己受到了损害；人们普遍有一种不公平感。　

　　社会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就是上面所讨论的“新双轨制”。在这种体制下，形成了一个转轨过程的中间利益集团。这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事业单位人员；继续保持着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员工；利用寻租获利的“暴富阶层”。这个群体同时享受着计划与市场的好处，让大多数民众形成了不公平感。

　　至于民众这两年的不满，则直接指向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展开的公用事业改革与福利制度改革。在计划经济时代，水电供应、公共交通、教育、医疗服务等服务是免费或者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供应的。到80年代，已经难以为继。为此，政府筹划进行改革。但制定改革方案的时候，正是中央政府财政能力比较贫弱的时期。另一方面，囿于非经济因素的考虑，政府又不愿在这些领域推动真正的市场化，即打破国有机构的垄断，开放市场，引入竞争。于是，这些改革都停留在糟糕的中间状态：政府继续维持垄断，却又放开价格，赋予公立服务机构以按照市场价格收费的特许权。于是，价格急剧上涨，人们感觉受到了剥夺。

　　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福利制度改革，基本方向是将原来的实物福利货币化。这一改革按理说并不会对福利获得者产生多大负面影响。但这一改革与国有企业的衰落同步发生，大批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破产倒闭，原本在单位制中享有全面福利待遇的国有企业职工以及享有部分福利待遇的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大部分福利。退休人员的福利也因为企业的倒闭或衰落而急剧下降。于是，城镇居民中一部分人丧失福利，另一部分人却因为福利制度改革而获得了不菲的货币收入。尽管福利的不平等从来就存在，但福利制度改革让这种不平等刺眼地显示出来。

　　至于农村，则出现凋敝趋势。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农业丧失其产业上的重要性，政府将大量的公共资金集中投入城市，导致农村生产效率相对下降，诱导农村资源——比如人力、资金——涌入城市，农民丧失提高收入的资源。于是，“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所有这些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逐渐显现，到近两年，则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关心中国改革的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重大问题：改革的正确方向到底是什么，究竟如何推进改革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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