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的总裁李东生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鹰的重生》。这篇文章由一个寓言故事开头，以“我们必须把旧的、不良的习惯和传统彻底抛弃，可能要放弃一些过往支持我们成功而今天已成为我们前进障碍的东西，使我们可以重新飞翔。”作为誓言而结束，读来令人振耳发聩，感慨不已。

    李东生，这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中国企业家在文章中写到“我们要开展一轮彻底的、触及灵魂的文化变革创新活动，这是决定我们企业兴衰的头等大事，我们决心要把这项活动扎实地推进下去！”对此《华尔街日报》的评价是“他从一个言语温和的工程师成为了全球头号电视机制造商的掌舵者。在他的引领下，一家普普通通的中国工厂迅速发展为电视机领域一个令人生畏的竞争者。”

    但美国人显然并不完全了解中国人“活动”的方式，他们显然也不会联想到文革前著名的一篇“文章”《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正是这篇“文章”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而TCL，也不断地传出了各种人事变动。    

    《鹰的重生》真的可以让企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吗？

    《鹰的重生》是篇很好的反思文章，但在过去的历史中，我们也见过类似的“总裁的十大失误”、“二十大错误”之类的反思，然而这些反思过度的文章大多并没有挽救企业的败局。

    为什么反思不足以成为新生的开始呢？关键在于大多数的反思看似反思，实则还是怪罪员工，怪罪他人。李东生在文中强调，“我深深感到我本人应该为此承担主要的责任。”但紧接着他马上为他的“责任”作出了如下的解释：我没能在推进企业文化变革创新方面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在明知道一些管理者能力、人品或价值观不能胜任他所承担的责任，而我没有果断进行调整。

    换句话说，李东生的认为，企业的问题，是一些干部不称职所造成的。但如果TCL老是有这样“不称职”的干部存在，我们就难免存在怀疑，难道作为他们领导的李东生就一定是称职的吗？当万明坚们心灰意冷地离开TCL的时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他离开之前不久，还出了本歌颂TCL手机业务的“畅销书”《系统战必胜》――我们不免感慨，为什么总是要“笑着离开惠普”却“哭着离开TCL”呢？一个让老人哭的文化是不是好的文化？一个以牺牲一批人为代价而换得的跨国公司梦想究竟是一个人的梦想呢还是一批人的梦魇？

    我无意去诋毁让人尊敬的李东生先生。事实上，无论是他还是TCL，都是值得业界所尊敬的，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像他一样让中国制造的品牌飘洋过海。他们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驱，也是中国企业罕有的骄傲。

    但我要说的是，中国企业如果要真正地成为跨国企业，而且是能根深叶茂、永续发展的跨国企业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用先进的企业文化来影响企业，我们必须去除我们企业文化中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可能就是深植中国社会逾几千年的帝王文化。

    帝王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企业，它在企业里的表征便是“老板文化”、“总裁文化”加上“派系文化”。TCL的诸侯势力事实上在中国的企业里面非常普遍，这犹如中国分分合合几千年的历史，帝王和诸侯，贯穿了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

    企业内部为什么会形成诸侯文化而长期不能克服？为什么会形成许多盘根错节的小山头和利益小团体，从而严重毒化了企业的组织氛围呢？这一切和企业的帝王文化以及过度集权的企业最高领导人是很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