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计算农村、城市和全国三个基尼系数。“只要数据来源有效，农村、城市、甚至每个行业都可以核算。这样不仅可以看出全局的差距，还能在细分之下看出问题之所在。”

　　如何让调查对象心甘情愿透露真实收入，是冯育毅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冯育毅是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队长。调查总队是国家统计局最有力的触角，担负着采集各项原始数据的任务。但现在，收入问题的调查却让他们遭遇了难题。

　　不久前，冯育毅所在的调查总队举行了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方法改革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反映最多的问题是进行入户统计的困难。

　　“如果我来问你，你是否愿意告诉我你的真实收入？”14日，在电话中，冯育毅反问《第一财经日报》。

　　在收入分配改革成为中国改革28年后的热点话题时，如何准确地摸底和测度中国各阶层的收入水平，正在考验着中国统计官员和学者的智慧。

　　

　　收入摸底难题

　　最近的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的数字还是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0.47，中国的官方统计机构并未发布相应的数字，国家统计局也并未将基尼系数列入定期公报行列。

　　事实上，对于城乡居民收支样本数据的采集和基尼系数的核算，在中国统计系统始终在进行。世界银行的数字也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的支持与提供。居民收支数据的初期样本的收集由统计局原先的城调队和农调队承担，今年开始由调查总队负责。

　　所谓原始数据，就是具体到每户对自家收支情况的登记。这是测度收入的最源头，但统计系统内部人士都表示，原始数据的获得都非常困难。

　　“都有隐藏收入的心理，不肯把真实的情况报出来。”已经退休的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对本报记者说，“他们总认为给统计局提供数据是负担，尤其是收入数据。”

　　因为隐秘的原因，现在每年的基层统计都像拉锯战。身处一线的贵州调查总队入户处的周处长对此感觉更为明显。由于新的改革方案酝酿将每年1/3的换户比例提升到1/2，周处长担心他们的工作量将翻倍。

　　“现有住户做思想工作已经很费力了。”周处长对本报记者说，10元一次的调查补助显然太单薄，调查员一般都是靠“熟络”关系、或者拉亲带故维持着居民收入数据的获得。

　　杨永善说，有时这种统计还会引起纠纷，有的年头忙起来就不搞收入的数据收集了。冯育毅则表示，近几年统计改革正在加快，可以保证每年的数据收集，但是数据质量难免有纰漏。

　　在收入样本的获取中，尤其是高收入者的情况最难获得。杨永善认为，高收入家庭的数据比普通家庭的数据更有不准确的可能，容易虚报。

　　

　　非货币收入的统计显性化

　　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确认。长期研究收入分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人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带领中国社科院做的三次全国抽样中，样本收集的局限之一是进不了一些高收入家庭，包括一些大型企业领导。

　　“这方面的研究迄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位因在收入分配方面有突出研究成果而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的学者说。

　　在1989 年、1996 年和2003年，赵人伟和北京师范大学学者李实带领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对全国进行了3次抽样调查。最初的一次也是中国研究机构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调查样本包括农村1万户，城市9000户，付给每一户被调查人30~40元钱费用。这三份样本至今仍然在被很多学者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