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民间创业、投资和就业的严重不足，中国的国民经济目前和未来存在着五大失衡：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强与民间投资经济发展弱；特大和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弱；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强，劳动和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弱；出口和外资推动经济增长强，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弱。

     2006年5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我的“中国经济：高增长潜伏的大问题”一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觉得一些问题没有说透，有必要再论。进入2006年后，由于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又对经济是不是过热展开了争论，并在房地产调控和货币政策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怎样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症结在什么地方，会有什么样的走势？

    一、经济运行状态：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

    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三项指标看，GDP增长速度2006年第一季度为10.2%，第二季度相信也低不了，在世界各国增长速度中名列前茅；5月份消费物价上涨1.4%，1-5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2%，物价处于平稳状态；由于城镇每百人从业率从1990年的56.44%下降到2005年的48.62%，按照1990年从业水平，2006年初时，应该工作而没有工作的城镇劳动力达4395万人，实际的城镇劳动力失业率高达16.36%。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测算，2006年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同时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从当年413万大学生的就业态势看，供给比上年增加22%，需求却减少22%，失业问题日趋严峻。宏观经济运行明显处在一个“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的不良状态上。

    从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看，很少见到中国这种“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型的不可思议的模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西方各国经历了“低增长、低物价、高失业”的状态。后来凯恩斯创立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其经典论文就名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扩大就业。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指导下，西方各国经历了一个正常和繁荣的运行期后，又纷纷遇到“增长停滞—物价上涨—高失业率”的“滞胀”局面。尔后，新古典主义在经济理论中复兴，反对国家干预过度，重新强调市场的宏观自稳定功能。如供给经济学派就认为，应当减税来鼓励非政府的投资，从而促进创业和扩大就业。从人口密度比中国大陆还要大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后发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宏观经济格局看，为“高增长—平物价—高就业”模式，它们较快地转移了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失业率也较低。有学者将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的发展与东亚各国20世纪60—90年代相媲美，这只看到了增长，但没有看到转移剩余劳动力和解决就业问题方面的巨大差异性。虽然经济增长是同样的高速度，但前者在高速增长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快，低失业率，劳动力短缺；后者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理想地得到转移，高失业率，劳动力严重过剩。

    由于民间创业、投资和就业的严重不足，中国的国民经济目前和未来存在着五大失衡：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强与民间投资经济发展弱；特大和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弱；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强，劳动和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弱；出口和外资推动经济增长强，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弱。

    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大都只重视增长速度，只关注物价是高还是低，只把增长速度和物价当作宏观经济问题，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中涉及到民生的失业率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却往往视而不见，或者不感觉在宏观经济中是个问题。常常听到因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而议论经济是不是过热了；很少耳闻因失业率高而谈论经济是不是过冷了。加上现行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又是一个不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真实情况的指标，使经济研究和各政府部门的政策都轻视，甚至忽视宏观经济运行中失业这一重要民生问题的探讨和解决。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原理，高增长必然会带来高就业，因为增长的内容需要投资，需要生产，在资本有机构成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必然相应地需要劳动力，进而大幅度地增加就业。那么，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反而形成了高失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