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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妖魔化”中国的解释学分析
-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发布日期：2009年02月12日 14:50
- 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做了不少歪曲事实的报道。这些歪曲报道被揭发出来后受到了我国民众的一致抗议，我国的一些传媒学者也批判了这种“妖魔化”中国的行为。然而仅仅批判西方媒体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分析中国在西方受众心中被“妖魔化”的过程，从而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
本文试图从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角度出发，运用现代解释学中“前理解”（或“先见”）、“视域融合”等重要概念，以及理解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活动这个核心思想来分析西方受众是如何接受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从而形成中国“妖魔化”印象的过程，最后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法。
中国是如何被“妖魔化”的
1．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妖魔化”中国的始动者
今天的中国正在崛起，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极，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西方开始不适应了，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于是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进行了负面议题设置，他们启动了对中国“妖魔化”的过程。
2．“妖魔化”的观念形成于受众与文本的对话之中
这里“文本”一词是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一个概念，这个“文本”并非仅仅指传统的纸质印刷品，而是指包括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宗教和社会组织在内的所有解释对象，其中对外传播过程中的符号以及由符号组成的信息也是一种文本。
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他提出，文本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客观、静态地凝固于文本之中的东西，而是与人的理解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媒体传播的信息与受众的关系不是文本的“独白”，受众被动地理解媒体传递的信息，而是二者的“对话”，只有当媒体传播的信息和人的解释相结合时才会产生意义，离开了人的理解，任何文本都不会有真正的意义。因此，媒体传播的信息只是一个“半成品”，信息的意义并不是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而是在解释者的理解中的发生，并通过理解的发生而实现。“意义”只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作品有它自己的世界，解释者也有他自己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解释者的理解中发生接触后，融合为一个新的可能的世界——意义。” ①所以西方国家受众对中国“妖魔化”的理解是产生于西方媒体传播的信息与受众的对话之中的。
3．西方国家受众对中国的偏见使“妖魔化”的理解成为可能
媒体传播的信息与受众的“对话”，是在受众已有的视域下进行的，这种已有的视域被伽达默尔称为“合法的先见”，他提出“先见”（前理解）或“偏见”使理解成为可能。因为理解不能从精神空白的状态开始，任何新的理解产生之前，必须存在有一种理解。而这种“前理解”是历史给予人的，人们无法选择。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②
西方国家受众由于长期受西方媒体对中国负面议题设置的影响，又加上对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或者能了解中国的渠道较少，他们的前理解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对中国或多或少的偏见。这种偏见的合法存在，就使得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的报道有了市场，西方受众对这些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不管真实与否）基本上认同，从而在西方国家受众的心里形成了对中国妖魔化的理解。如此循环反复，“妖魔化”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我国对外报道的声音却无法有效地传出去。
抵制“妖魔化”中国的可能性
面对西方强大的话语势力，以及进入无限循环的对中国“妖魔化”的理解，我们还能否匡正中国的形象，改变西方受众对我们的偏见？伽达默尔提出理解也是一种“视域的融合”。“视域的融合”就是指：理解者带着自己的先见，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借着与自己历史前见不同的文本，突破了自己的前见，文本则带着作者的意义，通过与理解者的对话，借着不同于前理解的新理解者，而突破了原来的理解，获得了新的意义，这样在对话过程中理解者的“视域”和他人或文本的“视域”都分别突破和超越各自的文化视域，达到相互融合，取得一种新的理解契约。从这个理论角度讲，去改变西方受众对中国的偏见是有可能的，要通过我们传播出去的信息与西方受众的“前理解”不断对话，从而让西方受众突破既有的偏见，逐步改变对中国的认识。伽达默尔还强调，视域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永远也不会固定下来。解释不是静止不变而是持续的：新旧“视域的融合”，又会产生更新的解释——人对文本的理解就是在这种新旧“视域融合”的不断更替中变化的。因而，理解的开放性，视域的不断更新性为匡正我国在西方的形象带来了可能。
抵制“妖魔化”中国的途径
1．培养意见领袖
要达到“视域的融合”，需要西方受众与我们传播的信息进行“对话”，而这种对话是否能有效发生需要一个中间环节——意见领袖。因此，我们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能影响西方受众并且扩大我们传播声音的意见领袖。如一些国外优秀的记者，某些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家，还有一些深受西方受众信赖的人等。通过这些意见领袖加强我们传播的信息与西方受众的交流，从而达到视域的融合，改变中国被“妖魔化”的形象。
2．传播的内容与形式要更客观
要实现受众与我们传播的信息更好的交流除意见领袖的作用外，还需要我们的对外报道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更客观，淡化传播者的主体色彩。因此我们的对外传播中，内容上要避免报喜不报忧，片面报道宣传味重的劣势；形式上要用心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传播技巧。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记者在数百年的新闻实践中，对如何把握受众心理、如何运用各种报道手段使新闻更具客观性，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完善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水平与其尚有较大差距。我们要想使自己的新闻报道能与西方媒体抗衡，就必须先虚心向他们学习。
客观的传播内容、客观的形式才能让西方受众不抵触我们传播出去的信息，才有可能让我们传播的信息被西方受众接受，从而不断更新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匡正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再被“妖魔化”。
注释：
①殷鼎：《理解的命运》，东大出版社,第91页
②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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